至于学生运动……别说‘国党’不熟悉,就是民国的任何一个派系,不管是在野的,还是当政的,都不熟悉。就像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一样,文化运动其实对于政客来说,都是害怕的。因为政治家本来就是引导文化和思想的潮流的一小群人,忽然间发现一群毛孩子都冲在自己跟前横冲直撞,闹不闹心?
好在民国也有人探索出了一条学生运动的道路,只不过大本营在北方。
文化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罢,都要有一个前提,学校多。
而且小学没用,至少得中学以上,在民国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有两个,燕京和上海。
可孙大先生呢?
他无所谓,骂他‘国贼’的人多了去了。多一个胡适不多,少一个胡适不少,由他去吧!
当年杨度曾经和他还是不错的朋友,在东京的时候和汪兆铭和孙大先生都走的很近。甚至同盟会成立也是因为杨度的关系,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了孙大先生,并促使了双方的合作。可在民国建立不久之后,他就在报纸上公开骂孙大先生是‘国贼’。
说白了,每一个野心家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孙大先生或许不符合野心家的标准,但目标确实有,而且很崇高。
可这一点用都没有,‘国党’这两年在他的强硬态度下,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不带减速的。而陈炯明‘叛变’,驱逐孙大先生成为‘国党’最为危急的时刻。要是局势再恶化,‘国党’可能都要从民国舞台上被驱逐出去了。和北方的合作,才让‘国党’挽回了一些下挫颓势,可就算是这样,孙大先生也无法阻止自己声望的下滑。
当然结局就不用说了,每次都是声势很大,不成功便成仁的器宇轩昂。可‘国党’在打仗方面很不专业,从战争发起到交战,都仓储的如同是报纸上的笔战,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不假,可连正儿八经的作战部署都有失算计了。撒开了,叫嚣着要:“搞死袁世凯!段祺瑞!”
这结局就不用说了,每次跑的都是孙大先生。人死了无数,钱花了无数。
可是哪怕只有一次在军事上的胜利也就罢了,问题是一次都没有。奇怪的是,孙大先生凭借着这几次战争,在民国的声望达到了巅峰。有道是盛极而衰,孙大先生的声望走下坡路是在这两年,说起来也是要从前年说起。
当初孙大先生坦言,只要北洋的大总统徐世昌退位,他的那个非常大总统也不要了。
这话说的那个叫潇洒,可他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当然张静江也不是没有想过在上海发动游行的时候,制造流血惨案,然后推到王学谦的头上。可惜这个念头也无法达到。在上海能够瞒得住杜月笙的眼睛的事真不多,除非他不想知道。这位也是杀伐果断的主,而且手段毒辣,真要逼急了杜月笙,他敢让张家灭门。
就算是张静江最后赢了谋划,可是张家人死绝了,他还忙活个什么劲?
上海不行,就只能是燕京。
至于什么不是广州……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广州在二十年代初,现代学校太少,不符合运动的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广州是‘国党’的大本营,而且现阶段聚集在广州的激进分子太多,真要搞的出格一点,很容易动摇‘国党’在广州的根基。
不过最近一年多,他想明白了,自己年逾花甲却一事无成,主要是技艺不精。
造反没军队,等于是白忙活。
报纸上见天的骂当官的是汉奸,有用吗?
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于是这才有了‘国党’将一部分重心放在军队建设上,当然也就是一部分,另外的精力还是放在老花样上。搞刺杀,搞舆论宣传,可收效甚微。主要是民国的官场已经熟悉了‘国党’的这些套路,都防范着呢?以至于‘国党’很多手痒的主只能拿自己人来练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徐世昌还真在不久之后真退位了,搞的孙大先生很无措。
怎么就当真了呢?
他只是随口说说的呀!
还能不能做一辈子的死敌了?
孙大先生压根就没想过要辞去非常大总统的职务,他是一辈子的‘造反’家,要是动不动就辞职退隐,还怎么革命?当时确实搞的很尴尬,民国的名流们纷纷指责孙大先生说话不算数,做人没品,这事连胡适都参与了,而且还蹦跶的挺欢实,甚至骂孙大先生为‘国贼’。说别人像不要钱似的,可是轮到自己就不成了,属于死要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主。
别说这时代的广州是个火药桶,就是民国都是个军火库,一点就着,一着就炸。
可有些东西也要分行业,有道是术业有专攻,对于广州的国民政府来说,搞游行真不是他们擅长的,孙大先生的名声就从反对中央集权开始的战争。
更贴切的说,是几次护法战争。
法,是宪法。
战争,是针对北洋军政府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