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如此清醒的人不少,但就算是能够看透这一点的人,都选择站在了孙大先生身边,这让陈炯明再无选择。
以前没有机会,不代表现在没有机会。
陈炯明很想当面去质问孙大先生,他如此急切的北伐,考虑过广东百姓的死活没有?
心头存着一肚子的话,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在迎来孙大先生不久之后,两人在广州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陈炯明从‘国党’的成员,孙先生的追随者,一下子变成了政治上‘亲密伙伴’,左膀右臂。可这种结果就算是孙大先生也无法认同。功高震主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好结果,唯一的出路就是谋朝篡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只维持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上,私底下已经成了潜意识里的‘死敌’。两人在兵变之前,几乎见面也不再说话,连问候一句的客套都没有,相反都是冷面以对。
这种冰冷的关系之下,怎么可能坐下来,平心气和的商讨广东之后的战略问题?
在陈炯明的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困扰着他。从他接受新思想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效忠的对象,却最这两年,变得他都不认识了。那个让他敬佩不已的精神领袖忽然间变了,变得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孙先生,做事激进。近乎无所不用其极,几乎不再考虑后果。就像是一个疯狂的赌徒,在丧失理智之后,将所有的筹码都攥在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将一生的积累,全部扔出去,孤注一掷。
他心里有太多的疑问,想要去质问孙先生,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当时发动兵变,更多的是其实是为广东的‘国党’根基考虑,别看李烈钧在桂林打了一场胜仗。可广东的高级将领都清楚,这场胜仗存在太多的‘巧合’,甚至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桂系在配合李烈钧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争夺战,整个战役没有一场互不退让的恶战。别欺负陈炯明是秀才出身,他也带兵多年,能看不出这里面的问题?
他发动兵变,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几年前。‘国党’被桂系驱逐出广东的历史。眼下,桂系的实力依旧是整个南方最强大的,虽说和陆荣廷鼎盛时期没法比,但还控制着广东半壁江山,广西全境,湖南北部。控制着南北大部分的战略要道,不管是桂系如何选择,最后吃亏的都是‘国党’和粤军。
兵变之后,陈炯明简直成了‘国党’最大的罪人。
可半年多之后,一转眼陈炯明成了浙江的官员,参与和‘国党’的谈判。很多人不明真相的人都会以为陈炯明会害怕见到‘国党’的人,可他会真的害怕吗?
愧对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
背叛信仰之后的惶恐不安?
他是不同意北伐,原因都已经
事实,正如陈炯明预料的那样,李烈钧指挥的主力一离开广西。桂系的军队就扑上来,继续控制他们让出来的地盘。
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不仅没有给粤军带来任何一点战略优势,反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时候。孙大先生提出北伐,一定要北伐,可陈炯明犹豫了,他不愿意看到有一天,粤军在这个错误的决定下,客死他乡的惨剧传回广州。
局势并非孙大先生看到的那么乐观。反而站在陈炯明的立场,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桂系内部矛盾不断的时候,拉拢实力不大,但成长迅速的李忠仁、白崇禧部,还有倾向于‘国党’的刘振寰部队精锐,针对老桂系沈鸿英,一举歼灭该部,才能让北伐后顾无忧。接着联系滇军、部分湘军将领,甚至可以联系川军,联合发动北伐,以湖南、江西、福建为进攻目标,迅速席卷全国,这样才有可能最后获得北伐的胜利。
在此之前,粤军的首要任务是训练能够征战的军队,军校的建设,基础军官的培养,增加战斗力。而不是在实力还很弱的时候就开始北伐,说句不好听的,粤军恐怕连江西军阀陈光远都不见得能够战而胜之。仓促制定战略的结果就是,平白让革命的血,流在了异乡,却无寸功可颂。
但如果战略向稳定后方倾斜,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稳定期。
别逗了,陈炯明压根就不怕见孙先生,在他心里,他一直是问心无愧。这不是吹,反倒是‘国党’方面对陈炯明的感情复杂。要不是他,‘国党’也不可能重回广东,作为功勋,最后却硬逼着被弄成了叛徒。这里面要不是没有故事,就连花边小报的记者都不相信。
要不是广东实在太遥远,上海滩的小报记者早就蜂拥而去了。
陈炯明在授命的这一刻,精神饱满,仿佛面临一场决定人生命运的战役,全身投入。在他心里,他一直有一个问题,需要孙先生正面解答。这个问题,一直沉在他的心底,很多人的一生都在追寻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或许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画地囚牢;也可能是一直迷雾般遮蔽双眼的误会。
不管是哪一种,陈炯明都需要明白,他为什么没有错,但结局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是骗局也好,是错误也罢,总之,这是他最后明白对方心中所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