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能做到谋定而后动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诩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学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汉民等这些‘国党’内部的言论派。他们懂得商会对政府政令的下达的危害吗?他们知道商会的致命弱点吗?他们懂得借势一举将弊端全部清除吗?
自视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备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继续孤单,寥落,情绪低沉。
可惜了,王学谦能够毫无顾忌地对那些背后贪婪的盯着政府粮仓、银库的粮商,一来因为浙军大胜福建的直系军队,只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乱,浙军控制福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狭大胜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铁路,短短几年时间,投
而且粮商一旦成了气候,就会站在官员的对立面,倒不见得是处处刁难,但在关键时候,却会突然逼迫官员同流合污,不然就起民变。这样一来。当官的也怕。加上和粮仓小吏之间的勾结,不断的挖政府的资产。监守自盗,在各地已经屡见不鲜。
为什么两年多前,广东大旱,导致粮食价格疯涨。但是各地的粮仓却根本拿不出救灾的粮食,打开粮仓大门,都是搬空的粮库。而‘国党’当时联合在上海的粤商,社会富豪,募捐大批的粮食紧急运抵广州。当时孙大先生都亲自上阵,可惜这批粮食刚刚运抵黄埔港。就已经被瓜分,最后落在了粮商的手中。
不同于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贸易商人,粮商的眼界并不宽广,他们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买通当地的粮仓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导致这个群体一直成为官员不敢得罪的群体。尤其是县长之类的牧民官,对粮商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灾荒的年景。
贪婪,保守。固步自封,这是大部分粮商的通病。
而在乡间,这些商人多半还有两外一个身份,乡绅。这个群体在民国地方上的话语权是很重的,而且经常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宋子文没有料到,王学谦最后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帮,而是浙江的粮食商会。等到准备妥当,只要不出大的纰漏,最后不管粮食售卖特许经营,或者干脆收到政府管辖之内,都是可行的办法。
但同时这些地方又是民国的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有金陵、苏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粮食这东西,在城市里是没法种植的,而城市人口却不得不以来粮食商人的运送和售卖维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都是由粮商决定的。
这就导致很多平民对粮商不满,而这种情绪在粮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为了维持粮商的整体权益,大部分粮商会在收购之前互相通气,商定一个核定价格。
而粮食产区的农民对粮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齿,就算是在丰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粮食商人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一方面在收购上压价,估算出一个能够让自耕农活下去的价格,在销售端却大肆抬高价格,导致粮商自从出现那一刻,就成了相见恶霸的代名词。
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浙江境内面对粮食紧缺的问题,将大大的减少几率。除非出现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样,颗粒无收的境地。控制了粮食供应和采购,城市将会在一个可控的稳定局面之下。这项政策其实也是有参照的,有感于欧洲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美国在欧战之后就成立了粮食总署,第一任长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增加粮食的产量,限制粮食的价格。
“这倒是一个办法!”
宋子文离开的时候,口中自言自语的说着。边上的胡汉民却大为不解:“老弟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有感而发。”宋子文敷衍道,他并不像和胡汉民说这些经济战略的问题,因为对方说起空洞的大道理起来,滔滔不绝,但是在前瞻眼光,战略布局,甚至经济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国党’不缺少夸夸其谈的成员,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这种判断虽说不是绝对的,但粮商不奸,确实难以发家。
所以,在很多地区,粮商都是由当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粮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资源,雇佣大量的佃户,属于部分自产自销的模式。这种商人是非常反感外来事物的入侵,思想顽固,只做最稳妥的买卖。
当然,作为大地主,经营项目也不会如此单一,开当铺,发放印子钱,这些项目也是来钱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门类,再良心黑一点。就会赌馆、烟馆之类的。而这些项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慑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灾荒,或者自耕农生病,很快在一张张当票和借款书背后。自耕农的房屋,田产都会成为这些大地主的猎物,最后落到他们的口袋里。成为他们的产业。
至于佃户这些破产农民是不用担心灾荒会失去所有,因为他们本来就贫穷到让人没有惦记他们的念头。再说了,灾荒年景。有几亩薄田的小户人家,才会在家乡坚守,至于破产的农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