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浙江的控制权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
不得不说,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争权夺利,在民国是最可怕的。因为对于敌人,暗杀也就是极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栽赃,陷害,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国党’如此,北洋军政府其实也差不多。
在这样的
有些军官好大喜功,喜欢用警卫营代替特务营的作用。而有些军队干脆不设立特务营,但执行侦查等任务的分配的时候,还是选择特定的营连级部队,其实作用还是一样的。
戴笠是特务头子,王学礼也是特务头子。
让特务头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员的行为操守,虽说有些过头,但乱世用重典。就民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敌对阵营的人要防止;中间派也要防范;连自己人的队伍中,也不得不让人担忧,队伍纯洁问题。
就比方说‘国党’。这个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迷茫,一方面没有对手,让孙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满清,有袁世凯的时候,作为在野党,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改革派和始终不移的革命派。收拢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可‘国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思想教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导致‘国党’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不仅如此,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流动小红旗,个人模范,集体模范……浙江的官员们感觉被玩坏了一样,一个个都蔫不拉几的。当然这些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本身靠着关系在进入了官场。但年轻人,没有关系,出身一般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些政策都非常认同。
甚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样政策,都和升职加薪联系起来。末位淘汰制可以让考核最差的那个人失去公职,也可以让一个临时工成为科员,甚至是官员,只要表现突出。
大部分没有升职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职的康庄大道。
所以,虽然中层官员有所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热情给淹没了。甚至多数官员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感。一旦要是消极抵抗,他的副手,秘书。手下的职员,都有可能顶替他的职位,并做的更好。
荣誉感,紧迫感。无疑给浙江的官场打了一阵强心剂。
就他的属下来说,王学谦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上司。
‘头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欢一次交代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工作,然后让各个部门领会精神,做到符合预期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管理在民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民国官场延续了大清王朝的拖沓效率,大部分官员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后,更多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但是在浙江,这种心态的官员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王学谦不经常上班,也很少来办公室,但是他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盯着一些部门,在错误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挑破脓包。
孙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间的矛盾,之后又和黄兴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思想无法统一,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光鲜圆润的宝贝,掰开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什么人都有,什么龌龊事都干。仅仅从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门,有的支持暗杀革命的,有的宣传军队革命的,有的认为只有呼唤民众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务……
想法太多,谁也不让的时候,就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再加上加入‘国党’太容易,鱼龙混杂,免不了会有一些野心家趁虚而入。当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蒋亲自下手暗杀的,而原因就是作为同僚的陈其美觉得陶成章太过碍眼,处处和他作对。
当时的老蒋,是沪军都督旗下的团长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军。
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就身份来说,老蒋当时在‘国党’之内,最多也就是一个撑场面的帮众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却是‘国党’真正的大员,他的死,直接导致了浙江从‘国党’的控制之中脱离,匆忙上台的蒋尊簋无法服众,加上在燕京的时候被袁世凯扣押。
但这还远远不够,任何制度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将无疑成为一张废纸,一个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条文。
掌管这一切的是王学谦的族兄,王学礼。
说起王学礼。戴笠最有发言权。不过他的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明面上的职务要比他光鲜亮丽的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然是王学谦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面上是警察厅的副厅长,可实际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说好听点是刺探敌情,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头子。不过在民国,特务这个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很多军队之中就有特务营,一般是师一级军队的标配。这支特殊的部队很少会担任正面进攻或者防御的任务,更多的是侦查、刺探敌情等等任务。
当然特务营的编制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会看情况而定。
抽查制度。
末尾淘汰制。
一把手责任制。
绩效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