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党’的这套说辞刚出来的前清时候,多少还有点新鲜感,至少能够搏人眼球。可当这套说辞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之后,从锐意进取的激励,变成了陈词滥调,就可见‘国党’的机关报有多么难办了吧?
同盟会时期,鼓吹暗杀,戴季陶在《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杀》,说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类的,言辞激烈,观点极端的狭隘。可十多年后,‘国党’的报纸还在用这套说法,给人一种词穷的感受,也不能怪民众不理解革命的意义。
而是‘国党’的革命,已经落入了俗套。
宋子文就是这样认为的,‘国党’是一艘过时的
以前的孙大先生就是这样的地位,可在王学谦跳到明面上之后,他发现王学谦不停的拉拢知识界,用演讲、写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他的第一身份抢走。
孙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动不动就要人表明立场的极端自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将自己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扭曲王学谦的影响力,也不是想着如何诋毁这么一个政坛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试着沟通,双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这样,就需要派人过去。
当然,最理想的是他亲自从上海去一趟浙江。不过在一切都没有明朗的时候,他是不会启程离开上海的。
原本他是准备派宋子文亲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对于他这位姐夫已经失望透顶,并没有答应下来。
正因为长期以来,孙大先生虽然仕途不走运,运气也不佳,但他一直是民国精神领域的第一人,所以他可以放手针对在‘国党’内影响力仅次于他的黄兴,章太炎。从一个政客的手段来说,孙大先生并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黄兴被踢出‘国党’。
章太炎在东京被抛弃。
可是他们都没有性命之忧,孙大先生在夺权的同时。并没有采用极端的手法。而是采用了相对温和的驱赶,不过这也是因为‘国党’在民国建立之后,表现的一直差强人意。原本是作为民国建国的奠基者,可在民国建立之后。直接从执政党,变成了通缉犯。在清朝的时候是‘乱党’的身份,很多‘国党’的成员穷其一生的努力才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可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是‘乱党’的身份。
导致了‘国党’虽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凝聚力却越来越低。
声名狼藉,行为卑劣,不管是真是假,总之名声肯定是差的,可他们却是政客,拥有强大影响力和实力的政客,那么他们手里肯定捏着别人没有的资源——军队。
而另外一种政客就简单的多了,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相比那些高官政客),但是在社会精英阶层,或者知识阶层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大批的信徒等等,用一场场演讲,报纸上的文章来突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政客多半会称为口头革命者,比如说孙大先生。
事实上证明,后一种知名政客是无法担当大任。
在民国,没有军队,没有实力,缺乏地盘的政客,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在他眼里,‘国党’甚至连乌合之众都称不上。
注册人数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关心,也从来不参加‘国党’的活动, 属于人多势众,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缺人的尴尬境地,甚至还不如帮派的小混混来的齐心一些。从同盟会算起,常年处于经费紧张的境地,甚至连机关报的办刊费用,都磕磕绊绊,如今已经是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管是《民报》,还是《中华民报》,这些曾经的,或者还在办刊的报纸,都因为阅读人数锐减,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环。
而‘国党’的报纸,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广告等收益,几乎没有盈利的空间和可能。
整张报纸都是大幅的长篇空论,让人很难提起劲头来。
广州发生的兵变。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国党’的成员越来越不相信孙大先生说的那一套,不少人甚至觉得孙大先生已经没有了成功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国党’核心阶层开始走上了两个极端的道路,不闻不问,隐退出政坛,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披着‘国党’的标签,但已经彻底和‘国党’没有了瓜葛。
试想,在如此局势之下,孙大先生对于王学谦的异军突起,会有多重视。
第一天下知。这是毋庸置疑的。
孙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以来都是精神领袖,是第一的精神领袖。正因为有第一光环,他的事业就算是长期处于低谷时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曙光出现,也不会因为前途暗淡而缺乏追随者。
可王学谦用一篇演讲稿,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孙大先生很烦恼,因为王学谦的异军突起,确切的说,是王学谦出人意料的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产生了对孙大先生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以安全为基准的。
而是对地位的挑战。
任何一个领域内,第一,永远是无法撼动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