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顾维钧在燕京的时候,当着曹锟的面,拍着胸脯说:“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山东问题,只有在华盛顿会议之上才有可能。”
可实际上,不管是顾维钧,还是民国驻美国公使施肇基,前司法总长王宠惠,都是在燕京的时候夸下海口的政府要员,作为外交谈判团的核心成员,可他们的心里也没底。连这三个主心骨心都无法确定,底下的成员一旦知晓了英美真正的意图,会怎么想?
列强都顾不过来,民国的执政者更是稀里糊涂的发现,他们竟然和列强成盟友了。
这国际形势走马灯似的变幻,怪不得民国的执政者蒙圈呢?
晕晕沉沉的,发现自己成了战胜国,帮着盟友打赢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别小看德国和奥匈帝国这对组合,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在欧战之前,排名世界第二,奥匈帝国是世界第五。再看德国的海军实力,公海舰队作为世界第二强大的舰队。在战舰的技术上,甚至超越了英国。奥匈帝国在这方面也不差,不过还是排名世界第五。民国能战胜德国,还能战胜奥匈帝国。偷着乐吧。
等到巴黎和会之后,民国上下才幡然醒悟,一切都是假的,民国还是被卖掉了。
遇到这样的结果,站在王学谦的角度,已经不存在任何谈判的价值。这时候。需要一场表明立场,坚决到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决心,向世人解释,谈判桌上解决不回的东西,需要用铁和血来捍卫。
能不灭亡吗?
可是民国呢?建国十年,民国在外交上的困境,比清朝的时候甚至更加要困难很多。清朝的时候,至少还是一个统一国家。列强想要从华夏拿好处,不得不用吃奶的劲,打一场。
可民国,南北护法战争,北方直奉战争,直皖战争……
把一个新生的国家打的四分五裂的,列强根本就不用通过民国中央集权政府来获得好处。对付一方势力,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这时候,外交上更明显的是,英美等国通过支持军阀。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根本就不用费劲去打仗了。
通过借款,政治孤立等手段,列强完成了对民国的再一次外交上的围剿。
民国政府的外交,延续了清廷的无能。可是清朝的时候,都是清政府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雄起一把,真刀真枪的和列强干一架,不过每次都让人揍的鼻青脸肿,最后不得不得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
至于1885年,打了镇南关大捷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那是习惯了。
原本,打一场,输一场。
然后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打从四十多年前就这样,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过。一下子打赢了法国人,清政府很不习惯,虽然海战没有胜利,但是在台湾和中越边境,都是实打实的打赢了的。
就像德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说的那样:“公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对于不屈不饶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从巴黎和会的自信满满,到华盛顿会议将希望都寄托在被人身上,民国的代表团,从侧面诠释了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的软弱,无能。
其实,在王学谦的眼里,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罢,都不可怕。正如在广州发生的‘夺关事件’,正因为‘国党’的坚定,广州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之后,英国只是撤离了在广州的侨民和领事馆人员。当然这并不是侥幸心理,而是侧面说明了一个信息,英国政府已经无力去关心亚洲的事了,至少是东亚发生的情况。
印度的暴动如火如荼,原本的联盟出现了裂痕,如果这时候民国跳出来。
就算是民国是四分五裂的状况,但不要忘记了,民国的国名生产总值是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拥有四亿人口,三百军队……没有一个西方列强都会忽视这股力量。
当然,这需要有人配合。
袁世凯配合五国银行团。把刚刚建立的民国的海关和盐税,加上北方五省的中央税卖了,换取了一笔维持北洋军队军费的款子,从而能够让他能够做稳大总统的宝座。
段祺瑞把东北的利益卖给了日本,才有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
不得不说,民国的执政者一直延续着清朝政府的传统。就像是燕京城的王公贝勒们,家里头不当官了,但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还是可以让儿孙们靠着卖家当,过上惬意的好日子。
可是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国际局势发展的太快。
不过,《中法新约》对于清政府来说,意义重大。第一,没有延续从《南京条约》之后的赔款,老佛爷没给钱;其次,就是没有割让土地,这在清政府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好事。
所以,当时清政府签的极其痛快。
至于法国人……都打了败仗,还能落下实质的好处,还抱怨什么?痛快的签字呗!
从这一点来看,清朝灭亡,真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外交上,军事上,处处失利,难得有一次成功了,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把自己卖掉,心里慌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清朝的外交死胡同。
这样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