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民国的政府,北洋政府还算好一点,南方的广州政府,更是穷困的要当裤衩的穷政府。人穷志短,政府衙门穷了,信誉就和废纸差不了多少。就是北洋政府想要发行纸币,全天下也不会有人认。但是大银行之间联合发行纸币就不一样了,拥有庞大的资金,一旦黄金储备金库建立之后,就像是钱庄门前的‘没奈何’,给人以无穷的信心。
而这届银行年会,最重要的谈判内容,就是七家银行联合构建准备金,联合发行纸币。
当然要走这一步,并不容易。
银行之间,也并不是兄弟关系,就算是兄弟,面对分家产的时候,反目成仇的也大有人在。更何况,这其中的利益,可不是一两百万就能够分的清楚的?
并且在此之前,北方以天津为中心的金融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已经成了对立面,如何缓和彼此的紧张关系,将桌子的蛋糕先吃下去再打的死去活来,才是与会的组织者担心的事。不过作为银行公会的会长,宋汉章倒是轻松。北洋政府名下,两家国有银行,虽然规模不小,但是一家隶属于财政部,一家隶属于交通部,也是水火不容的架势,能否坐下来谈,他心里也没底。
以至于北方的银行虽然虎视眈眈,但对于上海崛起的大银行。也是毫无办法,谁也奈何不了谁。
造成这样的南北格局,银行界也是各自顾着自己地头的生意,也不敢伸手越界。
不够眼下的情况有了转机,盐税。
没错,盐税是华夏由来已久的税收,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汉代,盐铁就已经是朝廷专营商品,商人只能通过政府的特殊许可,才能经营这些特殊商品。
两千多年来。盐税一直成为华夏政府最重要的税收。
完全封闭的岛屿,放养的猎物,甚至定期的活动……一切都像是欧洲贵族俱乐部一样,在华尔街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可要是把这样的模式放在民国,放在远东?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民国的银行家更贴近于文人,文人轻贵,但绝对不会去为了享乐而杀生,打猎是那些纨绔子弟,勋贵无所事事的表现。
事实上,在民国,上流社会更加喜欢的是‘青楼花魁娘子’,诗词歌赋不见得能行,但是音律鉴赏是缺少不了的。
这也是东西方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之下,会让人感觉东方人的内在和含蓄,不像西方人那样张扬。
可是在金钱上,人都是一样的。
再说了,国有银行的资本,根本就不是宋汉章算是政府的人能染指的,虽然他是国行的总董,但真要摆到明面上来说服银行界的同仁,估计谁也不会服他。就是北方的几家大银行,也不会服气。别看金城、盐业银行的后台,大股东都是政坛上的大人物,可大人物的私房钱,能和国库的钱一样吗?
宋汉章真要是有胆量去打
要不是清政府丢掉了盐税,也不至于连最后镇压土匪和暴乱的军费都开不出来了,导致灭国。
其实民国的几家大银行,成立的时间都不长,无法和欧美的老牌银行相比,动辄上百年,数百年的历史。拿金城银行来说,1915年成立,至今不过是七年不到的时间。底蕴,资本。都还处于萌芽阶段,相比浙江兴业,浙江银行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成立时间也不过十来年。
如果按照银行发展规律来说。这样规模的银行,无疑是毫无抵御风险能力的,更不要说创办准备金库,联合发现纸币等一系列的动作了。
可盐税,却给了民国银行业不一样的机会。
淮盐2100万,芦盐1300万。一年3400万的税收,都要经过七家商业银行的手,如此庞大的资金,就像是给民国的银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下子底气足了起来。就像是美国的摩根,要是没有美国国债的包销权,摩根也不会在美国银行界让人忌惮。
盯着自己碗里的,想着别人锅里的。
不过民国的银行界,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一个商业圈子,一部分银行的主动权在北洋军阀的手中,当然这主要是指在民国享有影响力的大银行,不如北方的盐业、金城两家,就是直系和皖系的金库,谁也奈何不了谁,可实际上,掌控两家银行的人才,更倾向于交通系,一个和直系和皖系谁都不相干的独立政治势力。
银行职员容易找,银行家就不太容易了。
造成这样的局面,也是北洋方面无可奈何的地方。当然张作霖的奉军是独立在关外,拥有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
另外,南方的银行虽然掌握在江浙财团手中,但不管是浙江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都无形中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密切,比如这两家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朱葆三,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美孚石油的民国总代理。以至于上海的银行圈子,连巡捕房都不敢去招惹。想象一下,在上海租界里,就是银行界的人当街杀人。拘捕的命令也只能是美英法三国的总领事签署,如果是巡捕房的总探长来,大嘴巴搧他,多半也只能是灰溜溜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