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国党’,或者说南方集团反对北洋集团的最有利的理由。不过打从曹锟开始,就要出问题了。别人说立宪,这话是骗鬼呢?但这话要是从曹锟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曹锟这个人或者缺点很多,说话粗鄙不堪,没多少文化,做事不靠谱,但有一点是任何一个政客都学不来的,就是讲真话。他这样的性格,很难去骗人,似乎也只留下了讲真话这一条道。
没有了这个理由,孙文还在广州蹦跶,就显得格局太小,摆明了是为了权力而造反。这种局面下,李烈钧还适合带着大军在广西围剿桂系陆荣廷的残部吗?
‘国党’刚刚在桂林召开了前线会议的举动,已然已经是挑起了内战的号角。
接下来,只要报纸铺
总之,实力不强的张勋仅仅三天,败光了家底,落寞出京。
但带来的后果就是,黎元洪耗掉了他在民国政坛最后的一点威望。只能灰溜溜的离开燕京,在天津当寓公。
不管是敢于人先的黎元洪,还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或者是铁血手腕的段祺瑞,都对议会的态度不那么友好,甚至抱有敌视的情绪。原因之一就是,民国的民主缺乏基本的土壤,就像是空中楼阁一样,突然冒出来的,议员的立场也多半主观。甚至狭隘,导致很多情况下是政府反对的,议会绝对支持;政府支持的,议会一定要反对。一门心思和台上的执政者打擂台,这样的议会和《宪法》能让当权者喜欢,那么执政者除非脑袋被门框夹了,绝不会同意《宪法》的合法性地位的。
加上民国初年,‘国党’是议会的第一大党,占据了45%以上的席位。这让只有十万党员的‘国党’,却要代表四万万同胞的民国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十万党员。对于‘国党’来说是打折扣的。‘国党’在民国初期的改革中,明确了十块大洋,就能买到一个‘国党’的身份。才让‘国党’的人物膨胀到了六位数。
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民意和执政者的矛盾。而是摆明了是在野党的‘国党’。谋夺执政机会的手段。《民国宪法》之所以被执政者不喜,甚至颁布无效法令,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是如此,最大的原因还是在《民国宪法》有一个非常利于‘国党’,或者说是有利于孙文的条款,议会选票超过三分之一的提议。将可以开国会投票,罢黜总统以及内阁。
仅仅凭借这一句话,曹锟就真是一傻子,他竞选大总统的希望就有七分数。
根本就不用劳民伤财的贿赂议员,连带着把名声给弄臭了。
那些渴望议会执行最高权力,赋予神圣使命的议员们,像是一个老处男,看到了花季少女一样的眼神,直勾勾的,充满着欲望的眼神,盯着台上并不可爱,富态尽显的半大老头子曹锟,曹大帅。
曹锟挺起肚子,似乎感觉到了议员们的亲近之意。
这种条款等于是悬在总统府和行政院头上的一把杀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落下。
袁世凯能够忍了一年多,才爆发,都已经是涵养不错了。
段祺瑞根本就没有给‘国党’任何机会,直接用军队说话。虽然后世的历史中大肆宣扬两次护法战争如何轰轰烈烈,但是还原历史的真想就是,‘国党’缺乏军事力量的反抗,宛如美女反抗流氓的搏斗,喊吧,喊吧,喊破喉咙,只能让流氓更兴奋。第一次护法战争的时候,‘国党’在上海刚刚宣布南北战争,就被堵在了上海,宛如在电梯里放了一个闷屁,既恶心了别人,也熏着了自己。
才宣誓非常大总统的孙文,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千里溃兵的寥落,直接从上海买张船票去了东京。
立宪,法制。
《宪法》这玩意,在他看来根本就是没有的东西,其实要不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给他解释,他连《宪法》是用来干什么的,都弄不明白。现在他也弄不明白,但是他知道,《宪法》是用来竞选的好手段,这就够了。在曹锟的记忆中唯一的印象就是当初黎元洪和段祺瑞,甚至比他们两个地位更高的袁世凯都畏如蛇蝎的看着《民国宪法》,足以让人警觉。可当曹锟明白了《宪法》的用处,更‘研究’了《民国宪法》,心里头并没有那种畏如蛇蝎的感觉,反而多了一种亲切感。
这是个好东西啊!
总统的特权虽然被削弱了,但是地位超然一如既往。唯一欠缺的可能是在某些方面的决策需要议会讨论,再做出决定。可曹锟自己也知道自家的事。他刚才就是被张作霖一闹腾,差点连要说什么都忘记的主。
他能有什么英明主见?有人帮他想,那是出谋划策,他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会对反对?他也闹不懂,当初黎元洪和段祺瑞闹的不可开交,也是因为《民国宪法》中的权力分配的问题。黎元洪甚至在颓败之前,还饮鸩止渴的命令张勋来燕京弹压。最后闹出了一个笑话,辫子军主帅张勋到了燕京。就抬出了溥仪这个牌位,要给清廷继续当忠臣。
不管张勋是有无私心,或者是想当曹操,抬出溥仪来。挟天子以令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