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
“也许玉秀躲到您的家里是命运的安排，可您要玉秀嫁给您是谁的安排？也是命运？那么可不可以说玉秀的命运就是您？或者您就代表着玉秀的命运！”
“不可以这样说。命运的摆布也是一种精神，一种摆布和被摆布的精神。并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人。”
“可您刚才分明是提到过我的，我反对的也是这一点。”
“我暂时可以做些让步，因为我确实提到了你。”
“目前是无法摆脱。无法摆脱我的构思就不尽合理。”
“您可以用您的假设去给社会以启示呀，艺术是应该走到社会前面的。”
“这不是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的功能又是一个争论不清的复杂问题，你也许比我还懂。你能用一幅画去号召人们都做到尽善尽美吗？你可以号召，但画还是画。你不能说我画棵白菜人们就得看到善，就行善；我画门大炮就是恶，人们就得作恶就得去要求侵略。是不是？”
“是。可艺术给人的启迪还是不可忽视的。”
“是，是不可忽视。仅仅是启迪。可命运的摆布却是不可逃脱的，比如命运把你摆在响勺，命运使玉秀躲到我家。”
“你是说苹果？”
“我是说整个故事。”
“整个故事是围绕老营长的。”
“老营长呢？”
“他后来复员了，伤实在太重了。他要求复员，要求到一个更适合他的岗位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写意，一个民族精神的写意。老营长的精神——包括他的三次出太平间，他的要求吃纯正的苹果，要求复员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岗位……都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写意，这精神才是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
“当时她住在齐东路——有钱人聚集的一条路，大汉奸王克敏也住在那条路。那路顺势而上，顺势而下。早晨大都有雾，各家的门在雾中打开了，女人们都出来了，上学的居多，雾中的汽车、洋车、马车载着她们远去……哎！那个漂亮……”
叶龙北像在用漂亮形容车，可他说的是人，漂亮的人，女人。由女人还谈到他离了婚的妻子，这是叶龙北第一次谈到他过去的妻子。他说他妻子过去也住齐东路，他说她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不漂亮。他和她是小学同学，但没交往，后来在北京念大学时又相遇了。当时他是林学院学生，她在音乐学院学钢琴。结婚了。离婚了。她带着她的“莫得利”牌德国钢琴搬出去了，连儿子也扔给了他。儿子就一直在老家跟奶奶。
“您也住齐东路？”
“不，我们住莱芜路，离齐东路不太远。”
“要是别人呢？”
“决不让步。”
“为什么您要向我让步？”
“因为，这还得说到你和响勺胡同，或者换句话：响
“您这样比，我有点不高兴，或者说我反对。”
“对不起，你是说你和玉秀？”
苏眉显出不高兴，和他拉开距离走。
“哎，你回来！”叶龙北说着追上她，又靠近她。
“您怎么能这样比？那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苏眉问叶龙北，激动起来。
“我相信这是民族精神的写意，但是哪里最适合他呢？”
“这是全剧一个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我曾做过许多设想。”
“您不妨说说。”
“不行，因为都不合适。为什么？就因为他要做的应该做的得不到，不应该做的力不从心的反而在等着他，于是他陷入了命运对他的摆布。你不应该把这归结为社会，是命运，是命运对他的摆布。”
“那么，他真的无法摆脱吗？我是说命运对他的摆布。”
苏眉这才为叶龙北在响勺胡同纳小孩鞋底找到了出处。
于是，由于叶龙北的故事出岔儿和出岔儿的时间过长，苏眉只有中途告别，于是又有了下次。下次再讲再出岔儿，那岔儿也许不再是漂亮，是恐怖、是孤独、是快乐、是伤感……
一个剧本差不多从他们初见的夏天讲到秋天。秋天了，他们到香山看红叶，讲剧本。
“朝鲜苹果大部分是国光苹果，好吃。”叶龙北说，“中国也有国光，哪儿有什么真国光，早都串了种，植物的串种便是退化。我学过林业，却写了两篇艺术评论，才搞起了艺术。噢，我在说苹果。看起来红扑扑就像涂了胭脂的红脸蛋，你吃吃……我说的那个老营长可不想吃那种苹果，每次他尝着不对味儿就咬一口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直到苹果烂掉。作为电影的蒙太奇，这苹果由咬开到烂掉应该有一连串‘化人’‘化出’镜头的连接。”
“后来呢？”苏眉问。她不知自己问过多少“后来”，可她还是在问，真诚地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