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法律问题?抓凶手?和你的案子有关系吗?”
“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洗清了罪名。我的任务是让当事人得到自由,他没有杀过任何人。”
“好吧,肯定有人杀了人。另外,昨天他们也想杀我。”
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瞬间她看上去似乎真的在乎我,但立刻恢复原样。“太不幸了。我把我的担忧告诉过你了。你应该通知警方。”她说。
警卫出现在门口,弗洛斯基进去见克雷。特蕾莎抱歉地笑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
我出门走向地铁站,一边肩膀背着小旅行包,另一边背着手提箱兼电脑包。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人跟踪我。我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不去理会害得我左顾右盼的怪异感觉,就像有舌头在舔我的后脖颈。
肯定是风,我心想。今年春天气候多变,春天一次次尝试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败,今天又开了倒车,早晨还很温暖,这会儿突然冷了下来。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生病。我熬过冬天的袭击,却在春天的第一轮爱抚时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头衫。一个男人从我背后走近,他很高,身穿海军蓝运动衫,戴着兜帽;他在前进的轨道上停顿片刻,然后绕过我继续走。他拐进梅西百货。我穿上套头衫,走进源记烧腊,想买几个肉包路上吃(一块钱四个,全城最低价),出来走进地铁站。
要我说,从皇后区乘轻轨到曼哈顿是进市区最美丽的走法,尤其是黄昏时分或者天空阴晴不定的白天。列车从地下钻出,悬浮于屋顶之上,然后再次入地过河。高架轨道的边缘没有护栏和挡板,你穿梭于水塔和天线之间,低头俯视街道。你能看得很远,视线越过窗口充满生机的红砖公寓楼和浑身涂鸦的仓库,越过轨道如蛛网的车场,一直能看见法拉盛草地公园的绿色条带和硕大如建筑物的钢球。列车停进谢伊体育场(抱歉,亲爱的编辑,现在叫花旗球场了),它平时在大型停车场和汽车坟场之间沉睡,到了比赛之夜突然生机勃勃,变成灯光巨碗。再过去,随着我们从东方飞来,市区越来越近,对我们露出更古老也更华丽的灰色与银色的立面: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桥梁,码头,东哈莱姆一眼望不到边的橙色公租房。
然后我们进入黑暗,在大地与河流之下行驶,再次钻出地面时车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时代广场显得那么狂野,声音、人群、难看的灯光突然爆发。我换一号线去佩恩车站,穿过中央大厅赶去州北的列车,头脑还没完全清醒。
“她在盘算什么?”我问,“什么法律问题?”
“你昨晚没看新闻?我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
“对不起。我没那个心思,因为有人朝我开枪。”
“真的?”她顿了顿,“总之,法官决定暂时停止行刑,考虑是否接受她重启案件调查的诉请。看上去达利安有机会接受新的审判了。”
“我明白了。”我说,重重地坐下。
这时候我又看见了他,那个穿运动衫的男人。我在佩恩车站和平时一样迷路了,在二楼月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转身看轨道号码时我看见了他。这次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尽可能快地向前走,按捺住想跑的冲动。我穿过一间杂志铺,沿着自动扶梯上下两次,突然拔腿就跑,跳上我要乘的列车。直到这时我才敢回头。他不见了。至少我没有看到他。前提是刚才我真的看到了他。回头再想,说老实话,我很难形容那个人,只记得他脸很白,佝偻着肩膀,穿牛仔裤。经过昨天的事情,我当然有理由神经过敏,看见不真实的东西,比如穿帽衫如鬼魂般跟踪我的人,比如鬼魂。
我缩在座位上假装读报,直到列车开动,我的呼吸也没有恢复正常,直到我们离开城区,穿梭于街区背后连绵不断的隧道和轨道之间,就仿佛列车也想不为人知地溜走。但我没有再看见他。我在奥西宁下车,搭出租车到监狱门口,经过现在已经很熟悉了的各种手续,走进访客等待室,迎面撞见两位伙伴:特蕾莎·特雷奥和卡罗尔·弗洛斯基。
“你他妈来这儿干什么?”弗洛斯基问候我。
“你以为呢?”我说,“来理发。”
弗洛斯基一咧嘴,露出几颗金牙,说:“我以为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在法律问题解决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