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只占全部直接融资的1.3%；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融资渠道窄、贷款困难已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性的“地下钱庄”再度复活，孙大午事件正凸现出了现实的严酷与尴尬。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议，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地下钱庄”开始就一直争议不休，到孙大午案仍然是众说纷纭。有律师认为，“大午集团的集资没有非法占有、没有挥霍浪费，而是主要把钱用去建设了大午中学，造福乡里；加上这种借款行为是限于与公司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工人和乡亲，具有特定的范围，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大众。因此，应该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清华大学研究商法的施天涛教授则认定，孙大午的这种行为“应该属于违法”，因为“不论是否造成什么危害，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孙大午案四处奔波，他将之称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他撰文说，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但实际上，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值得修订的必要。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孙大午案成为2003年度最轰动的商业事件之一。11月，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徐水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释放当日，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前往跟踪采访，在家门口，85岁的老娘抱着49岁的儿子老泪纵横，孙大午笑言安慰。转身，有部下告知，入狱期间，他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闻听这事，孙顿时眼圈一红，对着电视镜头，掏纸抹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