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这是一个为人所知甚少的偏僻县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个小县城因首先在全国刮起“浮夸风”而闻名一时。孙的家庭极为贫贱，父母以捡破烂为生，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练字。孙大午16岁参军，复员后干过县农行的人事股股长。1985年开始，孙大午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边的一片坟地，开始尝试养殖业，三年后他辞职下海，逐渐从养殖发展到开饲料厂，到2000年前后，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其最辉煌时候年产值过亿。
自幼贫寒的孙大午对贫穷人有天然的感情，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他所创办的大午集团与其说是一个企业，倒不如说是一个“乌托邦”的试验区，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在大午医院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孙大午在大午集团的门口贴了一副自拟的对联：“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从这些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看到当年人民公社的某种影子。身为千万富翁，孙大午自己也过着犬儒主义者式的生活，他没有专车，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住在矮小的平房内，他的父母依旧靠拣破烂为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抠门”，人称“孙大抠”。
孙大午办企业，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尽管他曾在银行工作过，但是，求贷仍然很难，他后来透露说：“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0％－15％的回扣”。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团要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有人即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与当地信用社彻底绝缘。为了自救，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想到了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据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在大午1300名员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钱借给——或者说存给了大午集团，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然后户户相传，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孙大午给这种融资模式起了个新名字，叫做“金融互助社”。有媒体记者描述互助社的运作情况是这样的：大午集团设有专门的业务人员，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销售大午公司的产品，同时兼着“吸储”任务，哪家有钱要存了，可以直接找到他们。当地政府因此质疑这些人为大午集团设置了10余个“吸储点”。大午集团留给储户的凭证是统一的借据，存款分为两类，活期的没有利息，定期的给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税，这近乎相当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不论存钱的多少都接受，最多的一单项存款达到了40余万元，最少的不到千元。在大午集团所在的郎五庄，几乎家家都把钱存在了大午集团，这些钱可以随时取出来，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钱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储户和大午集团没有发生过信用纠纷。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一个需要交代的全国性背景是，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甚高、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地放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承担着扶贫贷款和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业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然而，随着银行分理点的收缩，广大乡村成了金融的盲点。2002年3月，新华社在一篇题为《商业银行丢掉穷包袱》的报道中透露，从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工作，共撤并了三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退出欠发达地区，集中优势资源进占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四大银行整合资源的一致行动。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员钱小安博士的观点认为，四大银行撤并机构的举措符合银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则，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集中化。
在孙大午被捕的2003年，全国非国有企业体系——包括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只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中小企业股票、公司债券发行等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