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到中国是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了些日子，东闯西突的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1999年，胡润炮制的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来了，他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传真，他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曾在一篇题为《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忽然到了秋天，我们的老朋友胡润来电话，说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几天后就要出炉了，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扩编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扩得太猛了，还差几个凑不满100人，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忙推荐几个人。下夜班回家的深夜，我一手扳方向盘，一手拿手机，胡乱说了几个自认为很新锐而胡润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几天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我现学现卖给他的那12个名字，有4个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欧亚农业的杨斌高居第二！
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惟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倍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在某种意义上，胡润的百富榜竟像极了七、八年前中央台的“标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返也因之它，甚至有人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胡润是靠排行榜与《福布斯》搭上关系的，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这家美国老牌财经杂志的正式编辑，他一直是以“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的身份开展活动的。当胡润在中国真的闹到了风生水起，《福布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2002年11月，《福布斯》总编史迪夫·福布斯来南京参加“世界资本论坛”，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论坛期间他竟会成了众多记者围堵的“明星”。史迪夫明显感受到了是胡润排行榜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围绕着排行榜而带来的正面以及负面的效应。很快，《福布斯》与胡润解约。
不过，这时候的胡润羽毛已丰，他很快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的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