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是日本经济的起飞之年。8月21日，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承办这个体育赛事，日本的金牌总数竟进入前三名。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开通。同年，日本获准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从此，日本经济拉开了长达26年之久的高速增长的序幕。日本GDP在1967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1964年的美国，却被拖进了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个泥潭。这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东京湾遭到北越炮艇的攻击，华盛顿通过决议案，决定对北越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将是一场持续12年的残酷战争，美国直接投入的总兵力高达55万人，耗费1650多亿美元，士兵死亡5.8万人，最终却以惨败收兵告终。
稍稍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两年后的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陷入长达十年之间的大浩劫。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将回顾，在浩劫发生的前两年，中国经济界的风云波澜。
在国民经济稍稍有点复苏的时候，国家开始规划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年－1967年），一个“吃穿用计划”被提了出来。
当时，消费品市场的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从1957年到1963年，全国人口平均的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持续大幅下降，其中粮食由406斤减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减至2.2斤，猪肉由10.2斤减至4.4斤，棉布由19.5尺减至10.6尺，商店里的日用品少得可怜，连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都常常断货。
——李郁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1964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亲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单，连哪个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当晚的头桌上，坐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很特殊的客人，一个是“铁人”王进喜，一个是缠着白羊肚头巾的陈永贵。
“王铁人”是大庆油田推出的先进工人代表，陈永贵则是新涌现的农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在1964年的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
还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如果他活着的话，也很可能会出现在头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锋。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根据当时的规划，“三五”计划要改变执行了十多年的重工业优先战略，重点要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三个十分著名的政治口号都出现在1964年前后。王进喜、陈永贵和雷锋正是三个相对应的“工农兵”代表人物。他们具有惊人相似的时代特质：出身贫民，在最最基层的岗位上无私而勤奋地工作，节俭而乐于助人，以奉献为乐，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圣徒式的形象符合人们的某种大同理想。（还有一位基层官员的典型是焦裕禄，他是河南兰考县的县委书记，1964年5月患肝癌去世，两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在那一晚的生日宴席上，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复杂。此时的全球，新的格局和变化正在剧烈地衍生中。
国内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休养生息，中国经济终于走出绝境，出现了恢复性的反弹。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已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底的数据显示，粮食产量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记录，工业总产值1394亿元，比1962年增长51.5％，钢产量为1223万吨，大庆油田的发现更是让石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国内需求全部自给。当时正下放到东北的顾准在日记中写道，“工业恢复速度极快，我在吉林目睹煤炭运入吉林速度超过原定计划，工厂开工率也大大高出原定计划。”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条新闻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美国和苏联的核垄断被打破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让世界侧目。
就在中国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前两天，10月14日，苏联高层发生“宫廷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乘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别墅度假的机会，召开秘密会议，宣布撤去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并进行隔离审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在统一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较多地运用经济杠杆，重视利润、需求和经济效益。从此，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了漫长的瓦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