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央点名批评了邓子恢、杜润生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
这些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本部企业史上，是因为，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这些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他们的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是山东省惠民县人，少年从军，参加过渡江战役。他所在的永嘉县地少人多，粮食不能自足，早在1956年，他就在全县313个合作社里推行“包产到户”，同时，不断上书浙江省委和中央，希望推广这个做法。他在调查报告的开篇就表达了挑战权威的姿态，他写道，“很多同志多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骂臭了，我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的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办法。”他还具体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六好”、“六高”、“八多”、“五少”和“两省”。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逼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省尝试“包产到户”的同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的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应该得出结论，目前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小工业者的独立经营”。
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住进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到老家金华义乌县乔亭村改造。很多年后，冯志来对《中国模范生》的作者胡宏伟说，当时他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随时准备以死殉道。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十三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在长文的最后，他写道，“抱歉得很，我的建议一定有很多毛病，明显的是文体糊涂文字错误，这不能怪我，由于我从来没有正式读什么书的原故”。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马接信后，不顾80岁高龄亲自南下与杨木水面谈，随后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狱中，杨木水的双脚被戴上36斤重的大铁镣。
相较上述数人，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身份本来就很差，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下定决心：从此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
随后的两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陈新宇的来信，还汇给他稿费25.5元。在这期间，陈新宇受到巨大压力，他在一份信中写道，“一年来我成了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