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因为建议计划生育而遭到批判，这是他当年奋起应战时的答词。鼓励生育的政策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增多，1949年，全国人口5.4亿，1964年为7.2亿，到马寅初去世的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得10.3亿人。）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由前一年的疯狂跃进陡然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如此惨烈景象的发生，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不同的观察。
英国《泰晤士报》在1960年11月9日的一则报道中说，“1959到1960年，将以大旱灾被载入中国的历史。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约有两百天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在夏末干旱中断后，许多地区又被大雨所淹没……共产党人在天气上一直难得是幸运的，但是过去这一年是最坏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东部沿海省区则受严重台风洪水冲击，受灾农田面积扩大到6546万公顷。进入1961年后，灾情未得缓解，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8月到10月间，东南沿海诸省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为建国以来之最。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1月6日的一则报道中认为，“不是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干旱和洪水应该为粮食紧缺负责。他们指出日本的气象报告显示中国今年的气象并无什么异常，他们怀疑所谓自然灾害乃是被发明与夸大的，为的是掩盖食物的短缺的真正原因：政府剥夺食物出口到国外换取工业建设用的机器与设备。”到9月15日，这家杂志又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 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大跃进”的后遗症是严重的。首先是“放卫星”导致的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