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在工业领域内部，手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0％，机器制造业多为修配型企业，重工业门类大部分空白，不但体系未成，而且装备和技术水平低下。据上海机器同业工会的计算，在708家机器制造厂中，有制造兼修配能力的工厂只占四分之一，其余的都只能搞一些修配业务。
在1949年，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多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基本无电力供应。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已经有12年没有通车了，一条从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从晚清修起，连干了半个世纪竟都没有完工。长途电信的线路支离破碎，互相不能衔接，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有线电网全面瘫痪。
人才培育的事业也十分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二十年间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加在一起只有18万人，只培养出了200多个硕士，博士数为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不到四十个，研究和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的仅600余人，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
这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基础薄弱，民智未开，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再加上国际势力的封锁挑衅，这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苏联的对华援助显得如此之重要和宝贵，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和国经济新建的唯一机会。
center">前前后后都修上大马路，二福。
center">将来，这里成了手工业区，大家有活作，有饭吃，四福。
center">赶明儿个金鱼池改为公园，作完了活儿有个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center"> ——老舍话剧《龙须沟》1953年
从1951年起，陈云等人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也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经验——它从1923年开始设计“五年计划”，一直到1990年国家瓦解为止，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计划，这一做法已经延续至今。（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中，对苏式“五年计划”模式有很精辟的评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央号令支配式经济，它以重重“计划”推动建设，将高度集中化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这种“计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也就在这一个月，北京与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达成共识，苏方同意帮助援助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就是中国企业史上影响深远、长期被神秘气息笼罩着的“156工程”。
自1949年之后，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抱持了敌视的姿态，毛泽东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就赶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8月，苏联派出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的200人专家团。12月，开国大典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踏出国门，亲赴莫斯科谈判，苏联答应贷款3亿美元。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资产移交协定，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财产无偿移交给中方，其中包括旅顺军港、大连、长春铁路公司以及302处不动产。从1949年末到1952年2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42个，投资折合40亿元（按1953年的新版人民币计算，下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949年建国前后的中国企业状况。
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满目疮荑的烂摊子。在蒋介石政权统治的二十多年里，工业经济的高峰时刻是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当时中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第十二位，钢占第十八位，原煤占第七位，棉布占第四位，这四个产品与美国相比，分别是后者的三十九分之一、一百一十七分之一、十一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经过八年抗日和三年内战，到战火熄灭的1949年，国民经济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真正是江河日下，全国的重工业产值约比1936年降低70％，轻工业产值降低30％，粮食产量约降低24.5％，经济作物产量约降低一半。
其中，最据指标意义的钢铁产业，生产能力降低了90％，全国只有7座平炉，22座小电炉，发电设备总数仅剩下114.6万千瓦。生铁产量下降到了25.2万吨，竟不及英国1835年产量的四分之一，生产出来的生铁只有一半能炼成钢，而轧钢能力又仅及炼钢的一半。另以石油工业为例，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第一个油田陕西省玉门油矿到1949年时的原油产量仅区区9万吨，却占了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三。钢不会炼，油无处采，重化工业自然虚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