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纱与银元不同，无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来解决。陈云用的办法是增加供应，举全国之力解决上海问题。
从11月13日起，已从北京南下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十二道指
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证券大楼被攻占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八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在大楼内的人员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好象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的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对上海来说，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为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将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这又关乎上海最重要的实体产业。
“战事”的起端还是因为全国物价的动荡。根据陈云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的前八个月，关内（除东北地区外）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还要再发行8000亿元，其中4000亿元用于收购棉花和纱布等物资。因此，制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剧烈跳跃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价在开国大典前后，稍稍稳定了一下，从10月15日起，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猛烈反弹。不出一个月，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在所有上涨商品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就是政府收购的纱布，而主战场便在上海。
上海从来就是全国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与1937年相比，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此次，贸易投机商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3.5倍，因此，拉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