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在此役中全军覆没。
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在停止运作前的最后一个被告，是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1949年5月25日，该院公开审理荣毅仁“军粉霉烂案”。也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城。
荣案是一个“乌龙案件”，从1946年11月起，荣家为粮食部代购代储军粮，并负责运输到北方战场，在辗转运输过程中，各经手官员上下其手，优劣杂混，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烂的面粉。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以“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起诉荣毅仁，指责他把霉烂的大米卖给政府，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的失败。荣家百口莫辩，只好等待法庭审理。
解放军进城，荣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一个叫范因克（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树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上海解放当日，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三十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且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1981年，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