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的鲁尔河流域，是欧洲著名的工业带，占德国全国面积的1.3％，实现全国工业产值的40％。）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精细化学、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科技企业。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
大战结束后，东北率先遭遇一场空前的“接收之劫”。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国。从9月起，其后的7个月间，火车日夜不停，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1945年11月15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到1946年初，大沈阳90%以上工厂都成空壳，连门窗都被拆走。共计劫走东北铁路机车的75%和货车的93%。著名地质学家、吉林人张莘夫在试图阻止苏联工程师运走工厂
center">——陈寅恪《闻日本乞降喜赋》，1945年
（这是陈寅恪在听到日本投降当日写下的诗赋，全诗：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胜利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一个叫斯凯伦德（Eskelund）的美国记者描述了1945年8月的上海景象：“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向抗战的英雄们致敬。海港恢复了活力，飞机在上空盘旋，机声轰鸣，下方则爆竹连连……日本的士兵和平民从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铺也多关闭了，他们退出了。使团撤离，他们将要离开，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子，上海姑娘们，尽到你们的责任吧！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每个夜总会都挤满了人，美好的生活从黄昏开始，无休无止，谁还顾及宵禁时间？战争取得了胜利，和平可能保持下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足够了。”
但是，真的足够了吗？至少在中国不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混乱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紧接着是三年的惨烈内战。
我们先在看看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
在过去八年里，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在战前，上海是中国惟一的、世界级的工商业大城市，在以它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绝大部分的华资银行、半数以上的工厂，并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对外贸易。而战后，东北的重工业赫然崛起，而南方的广东和香港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东工西农、南轻北重”的经济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未改。
在1945年前后，东北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述过的，早在1920年代张家父子（张作霖、张学良）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已超越上海海关和粤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张家父子甚至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人控制东北，扶持成立了满洲国，自此，日本对东北进行了持续的大量投入，将之建成亚洲扩张的“工业发动机”。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其中，长春是建设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和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管道煤气和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45年，东北铁路里程达到11479公里，为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为8.09万公里。
据统计，日本在中国企业投资，1930年为8.9亿美元；1936年为16.29亿美元，其中东北为13.24亿美元，关内为3.05亿美元；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到达最高峰时总额达到61.63亿美元，其中东北为52.79亿美元，关内为8.84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