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所犯的错误，却总喜欢从前N代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余英时还打比方说，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在1923年，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李约瑟一生勤勉，获誉无数，他创建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英国女王授予他“御前顾问（Ch）”的称号，1990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约瑟号”，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外籍院士。在去世前的大半年里，他的一只眼睛已失盲，另一只也几乎不能视物，但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征性地坚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是1995年的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宁静中告别人世。
在37岁之前，李约瑟不认得一个汉字，他是一个顶级的生化专家，甚至被称为“化学胚胎之父”。而后来的经历则让他成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正是1942年的中国之行，让他真正走进了中国。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李约瑟”的叫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回忆说，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长衫，上装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