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来帮忙印钞票。就这样，空前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杨格、张公权等人的研究，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分别为：1938年的49％、1939年的83％、1940年的124％、1941年的173％、1942年的235％、1944年的231％和1945年8月前（抗日战争结束前）的25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计算是，从1940年至1946年，中国大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剑桥中国史》认定，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抗战八年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之外，全国几乎所有国民都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以两个中产阶层——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的境况为例，到1943年，政府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只有1937年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处在“赤贫”之中。大学教师则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当时国内教授中，薪资最高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战前，他的月薪是460元，这笔钱可以在北京购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涨到1360元，由大学和教育部同时支薪，却只能买320斤大米，陈氏因此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用张公权的话说是，“劳动者从国民总值中所取得的份额是减的，而对不断膨胀的国防费用的负担却超越了其应负担的份额。公务员、教师在战争时期竟成了一个被压迫阶层。”
接着再看孔祥熙理财治家的表现。在这一部分，这位山西票商的后代充分展现了他惊人的才干，史料证明，在抗战期间，孔家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
孔氏在统管四大国营银行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经略自己的钱库——裕华银行。它是大后方最活跃的私人金融机构，在重庆黄金市场上，它是实力最强的交易客，被尊称为“西帮老大”，有媒体记载，“西帮是黄金最大的买主，他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再用牲口驼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孔祥熙专门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000万元，战前的裕华注册资本是200万元，迁到重庆后增为2000万元，到1945年，已增资到1亿元。
以裕华为龙头，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无数产业，据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于28家，仅出名的商号就有祥记（综合性贸易和投资公司）、庆记纱号（专营棉纱买卖）、强华公司（从事运输贸易）、大元公司（专营五金电料）、恒义公司、升和公司（这两家是做洋杂百货的）、广茂兴公司（经营参茸药材）等等，此外，他投资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讯社，俨然大后方的一个“报业大亨”，1941年，当时国内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发生危机，他乘机将之揽入怀内。
孔祥熙还把手伸到了实业界，他采取的办法是暗抢明夺，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华西两个案例。
抗战初期，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转运战略物资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善于经营的卢作孚通过兼并及“以运费投资”等办法，迅速扩大了自己的产业，民生的大小客轮从战前的48艘，最多时增加到115艘，旗下还有了纺织印染、机器和钢铁工厂，成为大后方最显赫的民营企业。孔祥熙对民生颇为眼热，在一次邀约去民生演讲的时候，他向卢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托局对民生投资200万元，当时民生的总股本为700万元，孔祥熙一旦进入无疑将成一个不小的股东。卢作孚大骇，急忙求救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后者又转托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婉转向孔陈情说，“民生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由纯粹官办的中央信托局大量投资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财务上的帮助，也应有商股性质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适当投资为宜。”孔祥熙知道这是婉拒之词，卢作孚在四川的人脉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强弓硬上马，只好暂时作罢。
不过，从此之后，民生要到银行借款却变得很难，据当过民生总公司财务处襄理的王世均回忆，当他去各行“跑头寸”的时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财务上的困难，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有一次，孔祥熙设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东的名录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门收购，卢作孚得悉后，马上通知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严加注意，此计又没有得逞。孔祥熙没法从民生那里得到好处，总是心有不甘，重庆中央银行的隔壁是民生总公司财务处的办公所，为一栋四层大楼，建筑很是气派。孔祥熙便要求卢作孚把大楼让给央行，卢提出能否给予适当的代价，让民生另选一地造楼。孔大大的不高兴，下令财政部和央行将到期应付民生的差运费及拨款全数扣下，还四处对人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卢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这一轮回合下来，孔祥熙才算是赚到了一点面子钱。
如果说卢作孚从孔祥熙的铁爪下侥幸逃生，那么，四川的另外一个民营大企业华西兴业公司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木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企业，并有自营铁矿、煤矿、耐火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