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点，当作一顿午餐。”后来，刘鸿生在西南和西北诸地办起了毛纺织厂、洗毛厂、火柴厂以及氯酸钾厂，但是其个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余皆为国营或官僚资本，而重要决策均须仰人鼻息。因此，这位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大亨曾经十分沮丧地抱怨说：“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以1937年的抗战爆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把其后的十二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国营资本以及寄生相关的官僚资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战前的中国西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用蒋介石的话说，“欲于此广大区域，为工业建设，即不啻要无中生有。”随着工厂的西迁，西部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发展期，至1941年，各地内迁数增至639，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份尚有214家。而其产业及资本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为战争服务的重工业成为投资重点，民生产业几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国营资本的份量持续加重，在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再度重申，“实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统治了全球经济界，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几乎成为当时各国政府的教科书。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与德苏集权模式的“混合体”，并将国家控制的成份推到了极致，这在战争状态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于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资本的乘机强大，使得国民经济越来越走向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营资本力量则被完全放弃。
1941年12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时就认为，“政府事业的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颇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章乃器——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将在以后的一个章节中担任主角——曾经在战时一再批评说，“不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和、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但这些声音，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显得非常的赢弱。据陈真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显示，到1942年时，不包括军工生产和国营与民营合资的企业，仅以国营、公营、省营等方式存在的国有资本，大致已占到国民党统治区内工业资本总额的69．58％。
基于上述事实，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两个现象：一是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独立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特权阶级，它们成为妨碍工商进步的、最反动的势力。二是因民生物资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货膨胀空前恶化，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呈现为“最坏的状况”。
正如我们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中看到的，国营资本对国家经济的渗透及最终控制，始于金融，并终于金融。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完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来进行评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增强，1939年9月，蒋介石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从此，国营的四大行再次强化垄断，“四联总处”成为国家金融的惟一权力机构，蒋介石拍着胸脯把自己任命为主任，而常务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正处在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自国府迁至重庆之后，他相继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权势熏天，仅在蒋某一人之下，现在又一举统领四大行，做起任何事情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先说他理财治国的表现。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的国民经济就日渐滑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极端短缺，据张公权的记录，“连正常的工业生产也维持不了，由于五金、金属制品、化学原材料的供应短缺，绝大多数工厂减产，其余少数工厂竟关闭停工。1940到1944年期间，各种基本粮食的供给量仅及1939年的10％，衣着类物品的供给量在整个中国都低于战前的水平。工业生产的消费品，1944年的供给量低于1938年的10％。而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涌进大后方，更是加剧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
一方面是需求远远大于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治理的无能，孔祥熙的治国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任何的提高，他惟一的办法还是印钞票，反正四大银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中，约75％是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的，一度因为用钞量实在太大，中央银行只好委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