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在半年后率先“V形见底反弹”，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
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下达了一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名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服务等领域，时称 “非公新36条”。然而这一次民间资本对此类宣示表现得已远不如五年前那么积极。
在国资委成立的十年里，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资料表明，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赢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只在就业一项上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它们解决了90%的就业人口。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56%。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可以被看成是继1945年敌产国营化及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之后的第六次“国进民退”，也可谓又一轮“放权集权”的历史性周转。
与前五次“国进民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资本博弈中，决策层表现出了极度矛盾和分裂的戏剧性心态，在国有资本的两次大规模挺进中，中央政府又先后两次颁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由此，我们最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改革中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那么，这两个“毫不动摇”孰轻孰重，一旦前者“动摇”了后者，或后者“动摇”了前者，又当如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