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阴郁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国经济却迅猛发展，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就全球产业经济的衍变而言，中国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传统制造业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里，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运动。中国非常敏锐及“凑巧”地抓住了这一“时间窗口”，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劳动力、土地、税收及环境成本的优势完成了一次后发性的增长。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无疑是最早、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历代经济变革而言，20世纪80年代堪与西汉“文景”、唐初贞观以及民国初期相比，是国史上少数的民营经济得到鼓励发展之时期，到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的总数超过1500万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国总值的1/3，实现利润 265.3亿元，超过了国有企业体系的246亿元。随着民间财富增加和有产者阶层的再度归来，中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炽烈，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可以像时间一样衡量一切价值。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淡化，民间流传谙语：“摆了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到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离职经商。在“均贫”格局被打破的同时，贫富差距开始拉大。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做对了很多事，尤其是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以及轻减财政支出的财税大包干政策，激活了民间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冒进则导致了1988年的大失利，这再度印证了土地、财政及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核心意义。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景象也毫无悬念地重现，那就是权威旁落，中央财政长期处于窘迫的赤字状态，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约1000亿元，只占总收人的28%，地方收入约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约2000亿元，赤字1000 亿元，因此被讥笑为“讨饭财政”，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回忆道，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出现了自主权限扩大和苦乐不均的景象。五大包干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由于各地的包干基数是按80年代初期的数据核定的，所以一些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缴数额偏低，而传统强省（市）则相对较高。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缴数额为120多亿元，广东省则为10亿元，山东省（除青岛外）仅为2.89亿元。苦乐不均的结果，自然造成各自为政、“诸侯经济”泛滥的混乱局面，妨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省俱以邻为壑，为争夺资源打得不可开交，以资源小省江苏和浙江为例，两省每年春季为了争夺春茧在交界处必打“蚕茧大战”。
总而言之，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间，是民间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的时期，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计划体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因而也具有天然的违法性，曾有民间改革家自诩“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面目全非，很多坚硬的东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陡然改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尽管邓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运动，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对大一统制度的威胁为最高当局所警惕，尤其是199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变色”，更是让中国共产党感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