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秋冬之际，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轮经济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
在经历了十年的复苏性成长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周期性的波动，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民间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更趋紧张，全国物价出现失控式的上涨。与此同时，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彻底暴露，非法倒卖物资的活动猖獗，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在险象环生之际，决策层接受吴敬琏等人“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意见，决意冒险“闯关”，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中国告别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关键性一役，若此战成功，则意味着国家把定价权还给了市场，随着价格管制的彻底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将无凭借之地。从更广泛的范畴来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这时起步，1988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宣布“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火苗在最基层的农村点燃，在很多人士的规划中，若农村民主选举初见成效，则可由下而上更进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经济及政治上的“闯关”并不仅仅发生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背，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展开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而在东欧地区则爆发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运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蒋经国于1986年年底宣布开放党禁和报禁，国民党即将告別独裁年代。
在这样的宏观视野中，我们不难掂量出“物价闯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尽管当时的决策者并未有如此纵深的意识。
闯关从6月份开始，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后2年微调，计划5年内物价总计上升70%到90%，工资上升90%到100%。”
这一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1992年为1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造成全国性的挤兌和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据《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事件之一。在技术层面上，此次失利与40年前的金圆券改革颇可前后参照，它们都因为对民众的“非理性预期”估计不足，而导致政策上的“速败”，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使得很多在当时已经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题拖延下来，有的甚至是无限期地拖延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闯关”失利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过。
1988年之后，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全国上下弥漫着沉闷的紧张空气。1989年春夏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动荡。一直到1992年前后，经济才逐渐走出低谷，而之后的改革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