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院会议上先被肯定,后遭搁置。两大改革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这场论战,在改革史上影响深远。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他们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厉以宁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企业主体在产权意义上被彻底解放出来之后,自然会对政策环境产生巨大的变革冲击,宏观经济的市场化任务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吴敬琏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通过行政性集权的方式推进宏观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造,经济改革的任务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们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吴敬琏、厉以宁基本上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内思考出路,而波兰人布鲁斯早在1979年就告诫过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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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