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
在对国内私人资本进行清剿管制的同时，陈云还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陈云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时任上海财税局局长的顾准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交，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用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
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性试验的长期运动。
如果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经济放置于这样的史观之下进行反思，也许是合适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试验并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改弦易辙，而更像是同一终极目标下的、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偏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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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其时，上海是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打虎”未远，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余万人投身于投机炒卖。当时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毛泽东征调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而展开——
注释：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国民党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