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诠释，结论却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个没有工商产业的农耕社会，物质条件非常贫瘠，而且，与外界没有任何的交通、资讯以及商品流通往来，因而，经济和文化发展彻底停滞。陶渊明没有记载 桃花源中是否有盐井，如果没有，则必须求诸外世，否则从生活饮食上无法解释。因此，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若国民经济退回到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
然而，对桃花源式的、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向往，在魏晋时期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并影响深远。比陶渊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颜之推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也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种庄稼以收获食物，亲手种桑织麻，所 有的生活用品，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自宋明之后，《颜氏家训》成为很多家族家 训的蓝本。若从国史而论，从道家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到儒家孔孟对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渊明的、朱元璋对男耕女织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泽东的“免费吃饭”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见小农经济在国民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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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这数百年间，出现了两大极致景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20世纪初的民国初期，其共同的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丧失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宗教家。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 然而东汉末年以来，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二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 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完美”实现。
东晋文人陶渊明曾写，讲一个武陵渔民误入桃花源，此地与外世完全隔绝，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居民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渔民告知外部世界发生的战乱，“皆叹惋”。这篇散文写得十分优美，被列入后代的每一种教科书中，几乎人人读过，并以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