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
代城市的规模不是扩大了，而是在缩小。西汉时候，全国包括县、邑、道、国四类的县级单位共1587个，其后两千年间，到清代中后期，府、州、县级单位也只有1700个，几乎没有增加，其中超过万人的县城仅289个。
大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发生在那些更靠近乡村的市镇，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大型市镇，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镇、冶铁的广东佛山镇、织布的江苏盛泽镇、纺纱的浙江南浔镇等等，各类市镇估计总数有3万个之多，有些市镇的规模超过了府城，出现了“镇大于市”的现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谚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在这些繁荣的市镇里，鲍志道四处可以遇到徽南老乡，从清初开始，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他们控制了长江流域的米业、木材业、制墨业，还与浙江、山陕商人在布庄、钱庄、盐业上展开竞争。很多年后，鲍志道的一位徽州老乡、大思想家胡适还曾很自豪地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20岁时，鲍志道来到了扬州。他应聘到一个吴姓盐商家做学徒，考试当日，吴盐商请大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他突然向众考生出题：昨日吃了几只馄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各几只，众人都答不出，惟有鲍志道给出了答案，其人心细如丝，让吴盐商大为赏识。在当了几年学徒后，鲍志道自立门户，终于在老乡云集的盐业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总商，任期长达二十年。据载，他曾经发明过一种类似“保险金”的“津贴制度”，当时淮盐水运各地，常常发生盐船沉没事件，鲍志道倡议设立一项基金，“以众帮一”，对遭到沉船损失的盐商进行补贴，此议一出，就得到了众商的响应，鲍氏名声传播两淮。
鲍志道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千百年来，尽管每代都有很多象他这样的成功商人，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景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鲍志道所生活的扬州，是全国最奢靡的城市。商人们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豪之风远胜过前朝，有人甚至称之为“纵欢的时代”。《扬州画舫录》记录过两个故事：有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走，“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还有人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树，四处漂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商人阶层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鲍志道发达之后，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当总商的二十年间，鲍志道热心于政府的各项工程，无论军需、赈济还是河工，均踊跃捐助，他总计向朝廷捐银2000万两之巨，超过了江春的记录，朝廷“投桃报李”，也给了他一顶接一顶的红顶戴，从“文林郎内阁中书”、“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到“朝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鲍志道深信不疑问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学者王士性就曾总结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鲍志道生有两子，长子鲍漱芳跟从他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则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鲍家从此横跨政商两道，无人可撼。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读科举。
鲍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为骄傲的传统。他们以“程朱阙里”自诩，明清两代，徽州共出了28个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鲍志道的家乡、徽商最集中的歙县在清代共出现了5个状元、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15个内阁学士和296位进士。“贾而好儒”为官商经济提供了绝好的营生土壤，时人对徽商的评价正是：“官员与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无论是京城或过往的名士都成了结交的对象，甚至与朝堂重臣结为联姻，鼓励自家的子弟考取科举，只要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不惜采取贿赂的方式。”除了结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鲍志道还有一项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荣耀。尽管他的经商场所在扬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园”却在偏远的歙县棠樾村，他化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于棠樾鲍家的宗族建设。
中国从来有“一族聚居”的传统，尤以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进。明嘉靖年间，朝廷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古制，此后，民间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谱、立族规迅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