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帝国的北方，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十二岁、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它使得落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帝国。彼得几乎把全欧洲最时髦的建筑都搬到了这座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中，在那个马车年代，圣彼得堡的街宽已达20多米。彼得日后以“大帝”名垂历史，他以及他的子孙们让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
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围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五十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宾（香宾）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也自然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开普勒（德国）、伽利略（意大利）、笛卡尔（法国）、牛顿（英国）、费马尔（法国）、莱布尼茨（德国）、帕斯卡尔（法国）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地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喷涌出来，洗荡天地，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