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亲自上阵贩卖货物之外，正史之中甚至还有这位皇帝开妓院的记录。《明史·齐之鸾传》记载：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在京城的西边开了一间皇店，是喝花酒的娱乐中心，大臣齐之鸾上书说，“最近听说开了一间花酒铺子，有人说皇上将亲自驾车临幸，也有人说朝廷靠它获取利润，陛下贵为天子，已经富有四海，怎么还想要赚这样的倡优之钱？”
自正德之后，皇店模式一直延续百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明朝覆灭。万历年间，曾有廷臣奏称：太监张诚经营的皇店分支遍于北京城内，其销售的商品非常丰富，都城里的人都管它叫“百乐川”。刘若愚还记录了天启年间（1621－1627）的北京皇店经营货物细目，其中包括：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荆油约三万五千篓，烧酒约四万篓，芝麻油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三千驮，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匹，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玉约五千斤，猪约五十万口，羊约三十万只。其中，仅香油一项，皇店每年的经销量就达约三万石（合四百万斤）。由这张细目可见，皇店的总体规模之巨大实在让人咋舌。
皇店模式一开，至少造成三大恶果，一是皇帝经商，与民争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国库，三是太监当权，成特权暴富阶层。史家均有定论，历朝太监乱政以东汉、唐和明代最为严重，清代学者赵翼就曾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中，明代太监不但严重干涉朝政，而且在经济上也最为富有——这一事实从严世蕃的那张“嘉靖富豪榜”中可见一斑。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最喜欢赚钱的是正德，不过论到经商能力之强的，则是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
这位皇帝是明朝十七帝中最独特的一人，他执政48年，是两千年帝制时期执政最长的皇帝之一，而他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皇宫里拒绝接见大臣、不批一份奏章。而同时，他在聚敛财富上却从来没有空闲过，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说，“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透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户、工、兵等部控制，而万历的用意是想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
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明代从1492年之后宣布海禁，可是国际贸易却未完全断绝，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了海盗盛行之外，豪门巨室成了走私的主角。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中就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中国自汉代之后，就清晰地划分了皇室与政府的收入分配，其中，皇室的财务由少府管理――在官职上，少府位列九卿之一——独立于政府财政之外，这在法理上一直非常分明。历代尽管也有不少皇帝家国不分、挪公为私，然而，却从来没有哪位直接通过经商来牟利的，明代是一个例外，其重要的办法是开办皇店。
据明代学者王世贞的记录，“发明”皇店模式的是正德皇帝（1506－1521），他在北京的九门关外、张家湾以及山西宣州、大同等地广办皇店，派出太监经营，每年上缴内库八万两白银，其余则归于太监，此例一开，怨声载路。同时，皇家还经营寺院、田庄，动辄收入数十万两，这是前所未见的景象。
明人刘若愚记载，太监们在北京城里开的大型皇店就有六间之多，分别是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和宝延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其中以宝和规模最大，而太监首领――司礼监提督――的办事衙门就设立在此店内。
从种种史料来看，正德皇帝是真的喜欢金钱，他也许是历代君王中商业细胞最发达的一位，有两个细节可做佐证。
据明末清初的毛奇龄记载，正德皇帝曾经扮成商家，到这六家皇店与人做买卖，争吵喧哗一整天，折腾累了，就在长廊之下休息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