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帮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者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特别是嘉靖年间之后，此风已不可遏，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十六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与吴晗和王亚南的观点几乎相同，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十六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这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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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橓
十六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无锡人邹望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巨商，他拥有三十万亩田地，家里记录钱财的会计簿竟有六百本之多，粮仓里的米谷以百万计，家里的珠宝多到数不胜数，连床铺之下都是装钱的柜子。有关邹望的名字，出现在两本明清笔记中。
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写的《花村谈往》中，讲了一则邹望与一位退休尚书斗法的故事，情节颇为生动：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1488――1505），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漦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一千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他拥有二十多
有一年，邹望跟同乡的大官——退休尚书顾荣僖因事发生诉讼，邹望下令无锡城内外十里之中的所有商铺全数关门歇业，以致于堂堂顾尚书在家里竟无法买到鱼肉下饭。顾荣僖有一枚非常喜欢的玉质图章，日夜系在腰间，从来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给无锡当地官员写信，取出图章，居然变成了一块瓦砾，他大惊之下，不敢告诉别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向腰间一摸，图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面包了一张绵纸，上面写了“邹望封”三个字。顾荣僖大骇，惊呼说，“这样弄下去，我的脑袋可能丢掉了。”于是，马上与邹望讲和。
邹望这个名字，另外一次出现是在王世贞的《国朝丛记》中，在那段笔记中，他被列入全国十七位大富豪的名单之中。王世贞的记载如下：
1560年前后，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夜宴宾客，席间突然兴致大发，评点天下富豪，他屈指细数，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这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据严世蕃的计算，他自己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标准是家产五十万两白银，其中包括：他自己、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的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无锡的两个商人，其中，邹望的财产将近一百万，安国则超过五十万，他的财富也都来自于土地——“以居积致富”。
从这张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官员比例非常之高。十七个“首等富豪”中有十位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例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