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十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则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十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梁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总数也将近一万。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七百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纪，中国的煤和铁的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象前朝那样的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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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谚语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一百六十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徽、钦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一个史上最温和的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北、南两宋加起来三百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屈求全，对内温和文治，十八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天的越南）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七亿二千万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两百年后的宋末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