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十倍，由原来的每斗十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的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四十万贯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八岁那年，唐玄宗禅封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象贾谊那样的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的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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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天下久治长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九百多万户，仅仅五年后就只剩下一百九十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产盐户被称为“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