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的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份子，而其考试的内容则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专家计算过，它的总字数在90万字左右。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质上，科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当这一制度被确立之后，其他成材途径都被认定为“异端”，其中就包括通过经商成为优秀的商人。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认为，科举制度“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象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也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长安东至潼关，是为广通渠，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继续广征民力，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center">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公元750年前后，大唐开元年间。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长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远山，猛然间，看见一条白龙横卧于山中。他问左右的人，是否看见了什么异象？大家都说没看见。玄宗急忙下令，把王元宝召来问问。王元宝到后，定睛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状。”玄宗叹息说：“我听说至富可以比得上贵。我是天下最贵的人，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王元宝是长安城里最富有的商人，从事的是商贸业，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
此时的中国已经承享了整整160年的太平，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极盛时刻。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巨大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开为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曰：“尽到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公元907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的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惟此而已，是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现，与汉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
唐初诸帝对商人的压抑仍然
经历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后，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在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二十世纪末期出现的欧盟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模式。而中国则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公元589年，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几年之内征服大江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
而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跟八百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589年－618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科举是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