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常常可见类似记载，《易·恒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人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的，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年轻时的管仲和鲍叔牙无疑正属于此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认为，西周时期的工商业，都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民间商品都是农民以剩余生产物进行交换，如中所吟咏的“抱布贸丝”、“如贾三倍”，从事交换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到了春秋年代，专业的自由商人开始大量涌现，其工商业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金车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意味着商业资本的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诞生了。
然而，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的地位，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国策》中记载姚贾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时，就说“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管仲之所以能在齐国推行重商政策，除了他自身的经历及有超越当代的见
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
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与现在稍有不同的是，管仲当时所谓的士，主要指军士。
职业化的分工及其成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专业的工匠出现，文献记载为“百工”，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所谓“工商食官”，他们的职业世代相传，不允许改变。《左传》记载：“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职业的世代相传，自然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进步――在没有公司制度的年代里，家庭无疑是最具有组织形态的经济基础单位。很多工匠最终以职业为姓，流传至今，如陶氏是制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等等。
进入周朝后，职业化分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断定，“商亡国后，周分商遗民六族给鲁，分七族给卫，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另据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记载，西周的官营手工业达30种之多，仅专业的木匠（“攻木之工”）就分为七种，分别是轮、舆、弓、庐、匠、车、梓。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这从近世出土的、精美绝伦的商代青铜器可见一斑。武王灭商之后，把商朝的旧贵族迁聚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该地很快成为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富冠海内”（语出《盐铁论·通有》）。司马迁在评论洛阳人时说，“周人的习俗是，致力赚钱的产业，投身于工商业，以追逐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