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全藏在这家神秘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之后，转身就成立了这家企业，当时他看上去已绝意仕途，他对张公权表示“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从表面上看来，公司是根据《银行法》和《公司法》注册的私营公司，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简单。公司初期的发起股份中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与最大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后来渐渐都转移到个人名下，特别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仅宋子文就以敦厚、悦愉、嘉禾等不同户名拥有大额股份。公司的股东乃至董事和监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就是活跃于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与政府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张静江以及3名常务委员中的张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设银公司的发起人，又是公司的股东，而且张静江还是排名第一的监察人，张和李则都是公司的常务董事。（建设银的注册股本金为1000万元，其绝大多数并不出自股东的私人腰包，而是各银行参股的数额，到了抗战后期，宋子文等人以极低廉的价格，从国营银行的手中收购了大部分股份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而再过一个月，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十周年纪念。上海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近万人涌进会场观看庆祝仪式，并参观了六个成就展览。这时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颗“东方明珠”，全国金融业资产的四分之三聚集在这里。53％的对外贸易和25％的国内外航运通过这里运转，在现代制造业方面，上海是“民族工业的中心”，全国近4000家现代工厂中，有1200多家开设于此，无论是资本投资额还是使用现代新式机器、劳动力的规模，上海都堪称第一。这一天的上海滩，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激情。但是，一本关注时局的杂志《人民论坛》则刊登了一篇时评，题为《上海成立日庆典的幽灵》，作者写到，“总有一个幽灵游荡在庆祝活动中：战争的幽灵。”
就在三天前，日本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它被称为“七七事变”。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一场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
8月8日，日军攻入北京城。随即长驱南下进击上海，超过四百万难民涌进租界，在后面的三个月里，70万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5万军民丧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箭锋直逼武汉，遥望重庆，东京宣称将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战争爆发了。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
在国家存亡的重大时刻，企业家们的事业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蚕丝在大风中飘荡，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跟那个时代中的每个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就在这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到来之前，中国商业界的人们在做些什么呢？
先说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他们做成了一笔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扬子电气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购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国营电厂——首都电厂。这是孔宋家族枚不胜举的、利用权力、化私为公的经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电系统十分不足，以至于“灯光黑暗，为全国所仅见”（张静江语）。南京在晚清时建了一家官办的“金陵电灯官厂”，民国后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名为官办，实际由民间资本经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即将电灯厂作为“逆产”无偿没收，改名为首都电厂，它被归入建设委员会辖下。随后，政府将电厂抵押，从银行套得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价煤、低利贷款，甚至还以改善民生为名义由行政院拨款为电厂新增发电设备。在政策大力输血、市场垄断经营以及“首都效应”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电厂迅速壮大并实现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划归国营的时候，电厂的固定资产仅有21万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万元，增加了足足45倍，在很多年里，企业的年均获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当时国内效益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之一。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以首都电厂需筹措巨额发展资金，而国家一时难以筹措为理由，提出将首都电厂以及无锡的戚墅堰电厂——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业，后被没收归为国营——向社会公开招收商股，“以提高社会投资”。这一建议在该年的4月1日获得国民政府训令批准。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建设委员会就完成了首都电厂的资产评估工作。它还迅速拟定了具体招股办法，主要内容为：第一，将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合并，组织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资本均定为1000万元，除建委会各保留20％之外，其余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办理工作交给了一家叫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