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尽管还经历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不过，最后的尊严仍未丧失，甲午战败却是半个世纪以来，帝国遭遇到的最大失败，而且是最具耻辱性的失败。统治者从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因背负巨额赔款，政府的独立财政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帝国上下，则莫不瞠然，始时莫名惊讶，继而悲愤激狂。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败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国初年最杰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后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便是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后，举国激愤
——陈宝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登了一则新闻称，“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进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
初读至此，人人以为大清帝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其实，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变化”的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英语了。从这一年的一月开始，每天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皇帝学英语，这件事情还以诏书的方式告知全国。美国记者的逻辑推演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接下来，“大清国就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理性演进。很快，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清朝与日本因朝鲜问题爆发战事，因为这一年是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这两个在20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
据《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当时清朝的海军能够排到世界海军实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是第十六位。双方舰队中的不少中层指挥者，都是西方军事学校毕业的同学。而在陆军方面，日本的陆军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兴建，不超过10万人。可是，战事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7月开战，中方先是败于平壤，清军狂奔五百里，将朝鲜全境让于日军。继而，在黄海的海战中失利。从9月到11月，战火延烧到本土，82营数万清军仅三天就丢失鸭绿江防线，接着再失重镇旅顺口。1895年1月，中日海军的主力在威海卫一带决战，仅短短十余日，战事便以中方完败告终，主将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惨败，清王朝被迫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惊天巨款，并割让台湾。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时间不知如何使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两，我国全部收入只有几千万两。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4亿两白银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造船和机械制造，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中日国力从此越拉越大。另外一件重要的变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价不断下跌，导致银本位国家货币贬值和汇率不稳，这也是当时的两大“白银帝国”——中国与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于资金不足，一直没能如愿。甲午赔款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财政基础。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能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
《马关条约》是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的，双方谈判时，李鸿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都要矮半截。后有国人至此游览，莫不视之为“第一伤心地”。据基督教广学会《万国公报》报道，签约之际，日本首相、明治维新主将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曾有一番对话，两人各主国政，多年相识，堪称老友，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颇有炫耀日本“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李鸿章不知就里地答曰，“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李鸿章喃喃无以应答。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当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讽，清帝国的制度滞后已是天下共见，可惜统治者一直未肯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