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妙的出击机会。由此可见，中国人寿遭遇集体诉讼，既有信息披露不完善的原因，被美国律师事务所盯上，也是重要原因。而从目前中国公司遭遇的几桩集体诉讼看，诉讼理由也大都与不实信息披露有关。在美国，证券集体诉讼的原因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往往与并购有关）、短线交易、诱买诱卖等，其中大部分集体诉讼，起因是信息披露不当。有律师甚至强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及时性事关企业生死。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说，业绩预告不妨谨慎些”。
“原罪”与差异
对信息进行最充分的披露是其一，其二是否采用母子公司分拆的形式进行海外上市，但是以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上市必须慎重选择。假如剥离上市就必须完善法律规定，对通过分拆上市的母子公司的产权关系进行清晰界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避免更多问题的出现，也可避免剥离上市有可能造成的母子公司关系界定不清等问题。母子剥离不清就可能出现被人认为的原罪。
在中国人寿遭遇集体诉讼这起案例中，有人就提到了中国企业的原罪，而且在遭遇集体诉讼后，中国人寿也一再与母公司划清界限，认为2003年9月30日与母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已经对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相关责任继承问题进行了很明确的表述。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审计的对象是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审计期间是2002年及以前年度。而中国人寿是2003年由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也已经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继承了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
但是M ilberg eiss的合伙人兰道尔·斯特恩梅耶显然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中国人寿方面在这一时刻的声明是站不住脚的。关于中国人寿对国家审计署审计不知情的问题，可以读一下2003年1月21日中国日报的新闻，它明确宣布国家审计署‘将在2003年对中国人寿进行审计’。”他还比喻说这就像泰坦尼克号，它已经在半路上沉没，而公司的声明仍然说它有遇上冰山而沉没的前景。在已经发生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声明只是有发生的可能，这准确吗？一言以蔽之，中国目前在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经验确实少得可怜。国内学界持此看法的也大有人在，上市公司隐瞒经营情况的事情司空见惯，政府监管起的作用很有限，致使这种做事风格也带到了国外，结果开了一个国际大玩笑。
中国人寿的遭遇，反映出的是国有企业改制后到海外上市面临的尴尬。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尤其要注意母子公司的关系问题。母公司与子公司隶属关系模糊是很多公司的通病。在上市之前，中国公司往往把不良资产转移到母公司名下，以为这样就理顺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原有公司与上市公司就完全脱离干系。
但是，美国证监会（SEC）和华尔街投资者却不会这么看。他们认为，许多中国上市公司，同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即使完成剥离也未必完全理顺。为了减少海外上市公司日后遇到麻烦，必须在上市之前在财务审计上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甚至毫不隐讳地表示出对中国企业的忧虑：中国企业并不遵循美国或国际会计准则；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披露不充分，信用评级机构无法对多数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制定评级；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往往对海外上市的多数中国公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干涉。面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步伐的不断加快，企业的先天不足却没有在此过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若没有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的审计监督制度，而匆忙上市，日后所蕴藏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现在的中国人寿更大。而建立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业务发展机制、财会制度、风险管理体系、考核制约机制、信息披露制度，实现管理层观念大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决非一蹴而就。从这一点来看，任何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都值得整个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群体深思。
对于信息披露的问题有专家有深刻的看法，指出了我国与国外的审计标准上的差异。“所谓信息披露程序的缺陷在于两重审计标准未能区别对待。”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教授认为，“国家审计机关对于企业进行的审计工作主要面向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其审计标准与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企业的财务审计标准不同，与国际财务审计标准更是存在较大区别。同时，审计机关对于国企部分项目的审计标准完全与国家机关相同，没有区分企业与机关的不同性质。由于审计标准的差异，导致国企例行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非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或外资及中外合资企业中根本不是问题”。在中国，审计是例行的，国家审计署每年均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进行例行审计，百姓能够十分平静地接受审计信息。但美国人却认为，动用国家审计一定是企业有重大问题，就如同安然事件一样。在中国人寿被国家审计署指出的多项违规中，违规运用保险资金和违规经营是最严重的两个问题。美国投资者自然也不理解其中的背景。
因此国内的各个组织、团体和部门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一个制度化的信息披露的规则。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应该达到一种协调和配合，而这种协调和配合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合规的、科学的、公平公正的平台上。这样才能够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