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所选择的独特的改革道路，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成了比任何别的学科都重要的“显学”，但正是因为经济学议题与百姓生计与利益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公众人物”，没有“学术象牙塔”可以躲避，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公平而言，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抛弃陈腐僵硬意识形态、吸纳西方最前沿学术成果的创新意识的确值得称许，他们积极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精神和努力也确实令人尊敬，但在不少民众看来，某些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对市场的崇拜、对效率的迷恋过了头，变成了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效率至上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中国的国企改革使大多数员工“未见其利、先受其害”，那么，“见物不见人”哲学注定会使“主流经济学家” 走到民众的对立面。
中国近些年来“非主流经济学家”和普通网民挑战“主流经济学家”，是多元争论，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尽管在
其实，伴随去年的“郎咸平旋风”和今年的“顾雏军事件”而起的两次网上评论热潮，大多是普通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和声讨。
“嫌贫爱富”的经济学？
更糟的是，“主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了贬义词。随便浏览一下去年和今年两波网上讨伐潮中的热帖标题，你就能够知道“主流”这个前缀词的负面效应：《主流经济学家已成被告》、《主流经济学家的尴尬处境》、《主流的经济舌头在颤抖》、《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失去大众？》…… 就连“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不愿意使用“主流”这个词来自称。更说明问题的是，他们学术上的对手却大大方方地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一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掌握话语霸权”（网民语）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中国《国际金融报》刊登一篇署名“傅勇”的文章，对这一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在一些博客网站上，还贴出《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所属的资本利益集团列表》，详细列出了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担任独董的公司名单，试图以此证明他们 “嫌贫爱富”的动力所在。网上流传的一篇题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的长文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源自其三大致命弱点：机会主义、精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网友“老田”更不客气：“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全球都是独树一帜的极端精英主义者群体，比中国的资本家更能体现‘资本人格化’的特点。”
一片讨伐声中，也有人为“主流经济学家”作辩护。一位署名“王杰”的律师在网上撰文说：“和改革前的二十多年前相比较，国民的生活已今非昔比，有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当然，又有谁能说，目前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和现在被我们大批特批的主流经济学人的经济改革理论贡献不相关联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署名“傅勇”的文章，在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的 “傲慢”之后，也认为网上的许多讨伐檄文“有失偏颇”：“针对公众对民营化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郎咸平说国有化，而这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被‘内部人控制’的国有资产会像夏天里的冰棒一样融化消失，这难道不也是流失吗？结果是，对目的（效率）的执着追求足以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过程中的瑕疵（不公平）。如果人们能够相信如上分析确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那么，质疑主流经济学家良心何在，甚至指责其为自身利益而向顾雏军们大开方便之门就是有失偏颇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有问题，但你不能根据他的结论对谁有好处就认为说话者得了某人的好处，代表了某种利益。”
中国改革困境的缩影
平心而论，围绕着“主流经济学家”而展开的争论，其实是中国改革困境的一个缩影，它折射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贫穷与富裕、大众与精英、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有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困境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已经逾越了人人获益的启动期，进入利益分化的转型期，谁都知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无法绕开国企改革，但国企改革肯定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伤害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其答案是无法从源远流长的西方私有制经济理论中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