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er h3">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er h3">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er h3">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er h3">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