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反驳和质疑者，吴敬琏感觉颇为无奈。不过，他还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继续说清楚。在不久后的《财经》年会上，他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2007年3月，过去几年里一直困扰吴敬琏的那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再次发作。他在全国“两会”上的言论再次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
第一波批评声浪由“春运要不要涨价”引出。近年来，由于铁路运力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春节返乡农民工的需要，于是每到春节之前，人们哪怕排几天几夜的队也一票难求，而有门路从“后门”搞到车票的黄牛党却趁机大发横财。2007年，铁道部决定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这一举措引来了报刊上的热烈讨论，欢欣赞成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零星的反对意见。
3月7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那个工作报告提及，今年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就是政协向领导反映委
对他构成“攻击”的几种势力，一是来自顽固的“左派”力量，他们以“利益不均”为号召，反对市场化的变革，以“吴市场”出名的吴敬琏自然成了他们在经济理论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一是来自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也不愿意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是希望维持乃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转型状态，以继续“寻租”获利，吴敬琏对法治化的呼吁让他们非常不安；还有一股势力，则是被上述两势力力图操纵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浪潮，他们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的既得利益者。对吴敬琏来说，来自这一股力量的攻击最具杀伤力，几乎让他无可奈何。
据吴敬琏的分析，“极左派”之所以能够掀起大浪，是因为他们能够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那些对于权贵资本主义怀有正当义愤的人们，使他们跟着自己走上反对改革的歧路。然而同时，在他看来，民众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们是能够弄明白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
当时，大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问题。而一些“极左派”人士则利用这种正当的不满，把矛头引向企业家、公司职员、医生等一般高收入阶层，在某些网站上充斥着“富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向富人开枪”的叫嚷之声。这种舆论攻势甚至引发了致命的后果。
2005年冬，北京发生了这样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一位29岁的外来农民因在抢劫中将35岁的清华大学副教授熊女士杀害，而被判处死刑。罪犯在法庭上供认，他唯一的爱好是上网，而自己网上得到的认识是，“有钱人太张狂，就想教训教训他们”。亲历庭审的中新社记者写道，“这起案件又是源于仇富心态”。
面对这种社会景象，吴敬琏在11月下旬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段在很多人听来非常刺耳的言论：“动不动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复原当时的对话语境是这样的——
记者问：现在大家看到市场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去维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的更不公平。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吴敬琏在回答中认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一是结果的不平等，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紧接着，他对“仇腐”与“仇富”两种社会情绪进行了一番甄别，他说：“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腐’和‘富’之间容易混同，但是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这番言论被《财经》的编辑提取为一个醒目的标题——《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文章刊出后，当即在网上引起一番“口水战”，有论者在《大河报》上与他“商榷”说：“笔者对此感到费解。吴先生认为，机会的不平等就是官员腐败，笔者承认这一点，但机会的不平等并不只是出自他们……吴先生所说的富人阶层，即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他们致富过程中真的都与机会不公无关吗？我看未必。”另有论者更是径直发问说：“吴敬琏，你是谁家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