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之翘楚的吴敬琏，是以一种很“无辜”的方式卷入论战的。而其起因，就是2004年8月28日的那场“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资产发展研
吴敬琏在过去的几年中曾多次呼吁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场论战中，吴敬琏却被说成是支持盗窃国有资产的“共犯”。这是他当年所始料未及的。
2004年夏天，出生于台湾桃园，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香港金融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提出了猛烈的质疑。
6月17日，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8月2日，他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根据他的分析，“由张瑞敏等管理高层控制的海尔持股会曲线MBO取得成功”。8月下旬，郎咸平掷出第三颗“震撼弹”，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中国第二大家电企业广东科龙的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郎咸平的三次讨伐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平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整个秋天，它甚至转移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关注。这位来自香港、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过去几年的产权清晰化和公司化运动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的结论是，“当前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档，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景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语锋机敏的郎教授还打了一个很生动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3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郎咸平极富鼓动性的言辞，得到了早就对企业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心怀不满却无处申诉的底层大众的热情支持。而受到攻击的科龙董事长顾维军则起而反击，以涉嫌诽谤起诉郎咸平几乎所有的财经和都市媒体都站在了郎咸平一边，有的报纸更以《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为题，严厉批评国内学者对郎的果敢行动的“暖昧”态度。
正在寻求机会把“资改派”经济学家“弄臭打垮”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更是大喜过望，早在2004年8月28日，在郎咸平刚刚发起对tCL、海尔和科龙的质疑之际，就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资产发展研讨会”，为郎咸平大声叫好，1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不久，南京、上海也召开了类似的集会。
2005年6月，一本名为《“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的图书出版，该书宣称：“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书；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书；这是一部反对在我国推行MBO，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发户张目，撕开其画皮的书。这场关于国有资产的大讨论，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它明确指出我们共和国今后应该走什么路，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是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误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尤为醒目的是，这本书的“总顾问”是一位中宣部前任部长。一位叫钟建国的作者在左派网站上撰文解释他“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时写道：“《‘郎旋风’实录》这本书，触及今日中国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理亏心虚的权势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传、出版的部门出面压制。中宣部老部长亲自出马担任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
很显然，在一个更大的、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大论战中，郎咸平也成了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连一些西方媒体也看出了“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再度活跃，美国《洛杉矶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认为：“郎咸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批评并不是孤单的声音，他代表着一个被称为‘新左派’的日益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中国经济的试验进行抨击。”
郎咸平提出的质疑，事涉中国企业改革的路径抉择与道德正当性，很快让一大批经济学者都卷入其中。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主动或被动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时间观点锋矛相对，立场鲜明对立，构成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
不少学者认为郎论偏激，对中国企业制度变革有误读。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认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呼吁舆论环境要“善待企业家，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北大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