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景象在吴敬琏身上得到了最戏剧性的体现。进入2003年之后，他曾在多次论述中表示不希望发生的情况，竟然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发生了。随着腐败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愤懑之情日益变得激烈起来。这时，改革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拥护者纷纷行动起来，鼓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抗争。吴敬琏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胀和反腐败的战友马宾更是冲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亲近的朋友发出一篇名为《北戴河休养杂记》的文章，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从而彻底背叛马克思学说、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股份化、农业包产到户私有化、全面资本主义化”。他并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们纠正认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思想，“把企图和一心砍倒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邓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再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之”。
马宾的这番宣告还真有效果。从2004年年初开始，许多网站开始连载系统批判邓小平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系列文章，后来被编成一本20多万言的电子书《邓小平晚年之路》，在许多网站上公开下载。
要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为市场化改革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自然首当其冲。在所谓的“左派网站”上出现了大量文章指斥“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有人在网站公开提出，他们的斗争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围歼‘资改派’学者”，“这些人头戴着著名专家学者的光环，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对这些人，要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强火力的攻击，深刻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荒谬和反动，直到弄臭打垮为止。”
2004年的2月，隶属新华社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长篇报道《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提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尖锐问题。文章开列了包括吴敬琏、张维迎、高尚全、董辅、钟朋荣、萧灼基等14位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列出了聘请他们当独立董事的41家企业以及支付的年薪。吴敬琏被披露担任了神州数码、中国联通、中石油和中水渔业的独立董事。报道称：“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文章追问道：“无从得知，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的？”报道引用杨帆教授——时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的评论说：“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代言》这篇文章还引用杨帆的话，以直接点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瞭望东方周刊》的这则报道被广泛转载，在舆论界和经济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该杂志100期特辑的报道称：“《代言》一文也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后来，一些部门请经济学家做研讨、咨询时，也变得谨慎了许多。”也就是从此之后，在许多公众眼中，经济学家成为财团的“代言人”成了一个公众话题。
如果说“独立董事风波”质疑了经济学家们的职业操守，那么，在2004年秋冬之际爆发的另外一场论战，则几乎将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推到了对国有资产的流失负有责任的被告席上。
启动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大规模产权改造，到2004年前后已格局初成，在这期间，数以十万计的国企“转换身份”进行了股份化改造，由于缺乏规范和对于掌握改制领导权的政府官员的监督，造成了一些混乱局面，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弄权谋私，甚至公然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我们已经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