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伤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确实起到了复苏内需的作用。
四是1997年“十五大”规定的“有进有退、以退为主”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积极进行。
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以很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形成了寡头经营的优势，这一格局最终在2003年定型。中国的国有企业模式焕然一新，其利其弊，又成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在这场大调控中，一些在过去几年争论不休的命题在危机面前赫然冰解。
谁也没有想到，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居然能够“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竟成隆然崛起之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日渐形成了“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8%的高水平上，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