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1998年的2月，朱镕基发挥了他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风格，紧急下令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0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吴敬琏回忆说：“发行国债是需要人代会通过的，在被批准之前，他下令先列项目单子，不能等了。整个春节，发改委的人完全没有休息，他们把原来报上来的那些项目重新排队，赶紧把单子拉出来审查，然后尽快完成立法手续，从速下拨到位。”
吴敬琏对朱镕基的紧急反应很是赞成，不过他认为，仅仅靠投资拉动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新中国经济史了然于胸的他深深知道，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他在给中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拓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也是在这次“两会”上，吴敬琏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此时此刻，中国经济正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前所未见的风暴阴影之中，而且这个风暴来自国境之外。
从上一年的春季开始，一些美国的投资家开始在亚洲兴风作浪，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事实，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先是瞄准了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在狙击泰铢得手之后，国际炒家们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这场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生成，历时4个多月，对亚洲各国及地区、对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
东亚风暴初起之时，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的中国内地并未受影响。1997年9月22日，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年会，朱镕基受邀发表专场演讲，他宣称，“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大吁出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吴敬琏回忆，就是在那个时候，决策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金融风暴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从紧为主。他曾多次向领导人建议放松银根。
可是接下来出现的景象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进入秋冬之后，亚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韩国和日本竟也被风暴击倒。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明星企业八佰伴公司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紧缩效应迅速扩散到所有的产业，最终还引发了政局的动荡。韩国更惨，受到攻击的韩元在2个多月时间里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求紧急援助，借贷金额为创全球纪录的550亿美元，并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及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自主权一度丧失。在风暴中，全国失业率高达11%，多家大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
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过去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陷入低迷，上证指数跌落到1000多点的低水平。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膨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朱镕基在一次国务会议上说，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更让人担忧的是，1997年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了新工作。
此刻，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国内经济出现了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而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更是建国以后从未曾遭遇的景象。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吴敬琏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如此深刻……目前国际上议论纷纷，未有定论，我们也需要预作最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