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该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1928~），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号称第二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两年后的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理。后来，他被薄一波招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镕基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文革”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他出版专著《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他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