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改革景象，如何判断，是否需要修正，怎样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阐述和评价，成了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大难题。当时的理论界形成了多派意见，其中之一是“放权派”，主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统统实行放权让利；另外还有“收权派”，主张维持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现有的资料看，身在耶鲁的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
他认为，不应笼统地提倡放权或收权，而应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亦称“市场性分权”）两个概念。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政府，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的经济；而“经济性
斯主义经济学家。而更直接的一点则是，吴敬琏远赴美国学习，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之道，从本质上来说，他从来是一个注重应用的经济学家——这使他更容易与仍然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新凯恩斯主义接近。
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吴敬琏用新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总结和梳理了前几年在国内参与改革讨论中形成的片段想法，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也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模式区分。
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经济权力分配，主要是在两种关系上展开的，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中国，1978年之前，企业全数为国有化，被捆得死死的，无所谓权力下放的问题，所以，分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
——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建国之后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法令，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规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地方财权几乎为零。
——接着是充分放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分，他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于是两年后，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其中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和劳动管理权、财政和税收权，以及投资和信贷的审批权。总之，能放的权都放了。
——就在中央向地方大分权的同时，在工商界和农村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私人资本在中国从此“绝种”。后者搞的是“归大社”运动，把原来只有15~20户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到1958年就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运动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及农村生产积极性的全然丧失。日后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论证说，这是1958年之后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的重要成因。
——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及可怕的三年大灾害之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力。
——接着又是大放权。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还是应分散到各地区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于是，又是一轮手忙脚乱的大分权。这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无效率和秩序可言。
如此集了再放，放了再集，最终造成的局面是，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放了再乱”的恶性循环。它实际上表明，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一个时期，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都反对把“体制下放”作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早在1961年，孙冶方就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的问题”。“文革”期间，孙冶方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放活企业成为一种共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便成了改革的主轴。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十分羸弱，已无力大规模拨款投资，所以中央也大胆地向地方放权，比如在南方开辟特区，从1980年起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度，此外还批准了一些“计划单列”的城市，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对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得失优劣，后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不过其形成的局面却是大家都看到的，那就是，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积极性，出现了万马奔腾的亢奋景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和分割市场的“诸侯经济”，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肥，中央瘦”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竟成了“讨饭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