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无锡的会议上，孙冶方专门做了一个考察报告。他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
“市场社会主义”是由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苏联的命令经济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怪异形式建立起来后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来。以此为背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反对派”与“社会主义同情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论战”的争论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信息机制无效率为主要理由，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行性。当时流亡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兰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日后被称为“兰格模型”的理论模式。他在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放到了一起，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在这种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兼具了公有制与市场运行的双重特征。按兰格的看法，在这种颇为“唯美”的体制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就能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样，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帕雷托最优”。
兰格的这一理论模式继续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后者以《社会主义的计算》等3篇论文，论证“兰格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直至晚年，兰格还致力于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上的使用，而不改“计划经济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写道，由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把联立方程式放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1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都已过时。我们大可以把它看做电子时代以前的一种计算装置。”总之，兰格至死都认为，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应当是和市场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计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国家计委用模拟市场的办法来规定价格而已。吴敬琏曾经评价兰格与哈耶克之争说，“这场争论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风行一时，各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这一模式的变型。
于是，当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把目光投注到东欧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市场社会主义”。而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个模式似乎并不陌生。按吴敬琏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与之颇有神似之处。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弊病。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便是寻求突破的大胆设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提高利润指标的地位，以此发挥企业的能动性。由此，他设计了一个“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孙冶方的模式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这一主张被当成是“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如果从理论根源上看，“极左”理论家康生说他想当“中国的利别尔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冶方得到平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认同他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义重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便明确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放权让利”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共识和大背景下，中国学者蓦然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改革试验。这自然让他们顿生知音之感并很振奋，以为有“经”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考察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